关于个人

1、为什么在北影毕业，却选择在央美教书？

沈朝方：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得是新媒体实验电影导演专业，现在的美术学院都开设新媒体专业。比如：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数码媒体工作室的视频方向的课程就是围绕电影导演和影像艺术家的训练展开的。我毕业前在中央美术学院教过三年级的十七岁课题，毕业后就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半年实验电影的创作。四川美术学院2011年1月开始筹建新媒体系，被系主任张小涛老师的宏图号志的感召，我调任到四川美术学院开始筹建工作。开始参与从学科设置、教学大纲、和举办两场国际新媒体展览和论坛。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系分设四个工作实：我和李一凡老师负责实验电影工作室，很期待和李一凡老师工作他是这个区域我尊敬的艺术家。

前段时间我也和中央美术学院的陈卓老师开玩笑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现在忙着跑电影节，而我电影学院毕业的忙着各种美术馆的展览。这种双向选择是美妙的。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享有共同的参与经验。

2、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新媒体艺术有很多，你认为借助新媒体赋予电影更多生命力和纯粹的机械运动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它和传统电影制作比较最独特的魅力在哪里？

沈朝方：当电影刚出现就是从探索性质的先锋派电影开始的那时候的电影还不是工业的概念，形态特别多元，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之后逐渐变成工业化、娱乐化的消费品。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数字和家庭影院得普及。使得电影院电影往一种极端得方向发展，利用技术制造浩大场面来吸引观众。这对传统艺术电影是个巨大的挑战。迫使电影形态发生改变，逐渐出现了诸如，西里·那沙特（Shirin Neshat）、彼得·格林那威（Peter Greenaway）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利用综合手段进行电影创作和传播方式。使得传统电影获得了更多视觉和语言方式。

比如： 彼得·格林那威（Peter Greenaway）《 卡斯鲁波的手提箱》将成为涵盖多种媒介的百科全书，而电影只是这一庞大规划中的一部分。他将拍摄总长达18个小时、共3部电影，1套电视剧，数张CD-ROM和DVD，以及开展网络活动。他试图超越电影胶片的艺术实践，通过采用与电影相关的几种电子媒介的组合与观众建立更灵活多样的互动关系，以不同方式进行艺术表达，最终达到电影艺术发展的突破。

3、现在只要有一部手机人人便能拍电影，媒介的便利性会对影像创作造成伤害吗？人和媒介之间的关系您怎么看待？
沈朝方：传播和制作的便捷使得艺术家或普通观众可以以此为平台。这种平台对话语的建构和以个人为中心的平等交流提供很好的契机。也是我认为新的技术深入到体制内部会促成革命的动因。每个个人的网站、博客、播客、weibo、手机都是革命的公器也推动民主化的进程的利器。

但是国内尤其是大学、公共场所对网络的监控和遏制是社会发展的阻碍。您们很难想像大学的网站是需要端口才可以上网，学校里面WIFI更不可能有了，尤其现在大学的产业概念把学生都安置在荒郊野外的大学城。有一个词可以概括现在大学就是“隔离”。现在的学生即没有校园生活，也不会由美好的大学回忆，他们是活在真空里的四年。

手机电影现在备受推崇去年嘎纳最佳短片奖就是用iphone拍摄的。不同媒介对电影制作的介入是使得电影更有生命力和抗体的缘由。我们要学会把有限的条件和信息技术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宫乐图试图回答这一点。

5、你是如何理解理想主义的？

沈朝方：一种务虚精神、一种称其德而不称其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精神 。 6、老师，影像实验者，艺术家，摄影师，这些身份当中，你最享受哪一个？你更偏向于哪种工作氛围？

老师就是布道，我能作的是除了给学生安身立命的能力外，更多得是要给他们探索真理追求理想的疯狂念头。在四年里带着他们在创作的现场、展示分析给学生不同国家形态的视觉艺术。我的教学和创作时间是分开的美术学院的教学集中上完后，我就回到北京开始我的创作计划。我的电影团队是集体的互助组，都在北京，我也依赖北京的电影生产力。

摄影在我的电影中平常都是套着拍摄的，或是我开始下一部电影前的思考，这种的摄影带有纪实性。我也特别需要在高强度、工具理性的电影创作后得到一种缓冲，这种缓冲的摄影创作有点儒家思想的意思，这种偏像中国传统的思考方式也是我的精神写照。用最为朴实的材料两根手电筒一台相机的方式制造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美术学院的教师的工作需要持续的创作和探索。这次在家门口的影展我就一直强调学生到现场，新媒体的学生对展览和电影的现场经验特别重要。开学到现在我们的学生先后了解和观看了成都双年展、以及我们系里举办的新媒体与跨学科交往展、学术论坛。和此次的重庆民间映画。教师和艺术家两种身份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然创作的状态相对自在了。（陈然）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