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碧山乡的路。张必闻︱摄

2007 年 10 月，我陪中学时代的诗友欧宁到安徽游玩，从合肥、旌德（我的家乡）、绩溪，一直到我们共同的朋友郑小光和寒玉所在的黟县。这既是一次对少年时代因诗歌而结成的友谊的追忆之旅，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乡村之于我生命的意义。2007年，我正在北京和朋友一起创办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非常艰辛和琐碎。很奇怪的是，在北京所积聚的工作压力一到黟县的乡村好像就全部烟消云散了。我本能地意识到，这里就应该是我的家园，乡居生活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现在看来，我辞去北京的工作，做乡村建设，其实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

当代艺术跟乡村发生关系，大致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比如，宋永平等人在山西的几次“乡村计划”。不过，向村民展示绘画和雕塑也好，为村民画像也罢，都还是在艺术系统内部工作（尽管脱离了城市），只是表明了艺术家的自省意识和由此提供的一种抽象的价值倾向，主体仍然是艺术家，村民和农村只是一个“策略性”的背景。2001 年，我和一批艺术家朋友在安徽的泾县查济村，举办了名为“重塑社会：2001 当代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 除展示一些常规的有关社会批判的艺术作品外，我们还在村里最老的元代祠堂教小孩读经，朗诵诗歌等等。还有一个作品是大家在查济的溪水里拾捡垃圾，把它们和着水泥建了一堵“百年不化”墙。看起来这个作品与乡村的公共卫生有关，实际上还是通俗意义上的所谓“艺术家观念”的呈现。在策展文章里，记得我引用了贾樟柯的话，大意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只是一个个盆景，真正的中国还是在乡村。这个活动除了在当时体现了一定的乌托邦式的艺术人文主义态度，对我们所处的艺术环境有所警惕和批判外，由于它只是一次短暂的艺术行为，与近现代知识分子提供的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案和实践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所以并不具有真正的社会实践的性质和意义。

“碧山共同体”的概念是源自 2010 年欧宁在 Moleskine 笔记本上展开的对创建知识分子乌托邦实验的构思。我很高兴他邀请
我一起来参与碧山的计划。作为一个概念，“碧山共同体”无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这点欧宁在很多媒体上已经说得很透彻了。记得乔·奥·赫茨勒在他的《乌托邦思想史》扉页上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诗歌，大意是，针对旧的事物，“我们能不能把它粉碎——然后／将它改造得更接近于所求”。在这个意义上，怎样才能把关于乡村的乌托邦想象落地，真正付诸于行动，我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当然，这个行动的过程会非常艰难。由于我和欧宁长期身处文化和艺术行业，所以，与其他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们所不同的是，在计划的初始，我们是以文化和艺术的角度介入乡村的（事实上，历史上的乡村建设一直是由知识分子发起和主导，而我们的先驱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也多是从文化、教育和艺术角度入手）。

我们选择在碧山，有很多机缘。首先，郑小光和寒玉在这里为我们打下了基础，他们修复的两幢古民居让我们意识到，经过精心修缮，那些曾经破败的老宅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的居住要求，他们把我们对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的想象发展成为一种历史保护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其实已经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乡居梦想，而是向前拓展了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还有，他们的热情和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都使我们有扎根在此的强烈愿望。按照欧宁的说法就是， 重要的并不在于城市或乡村，西方或东方，全球或本土，而在于人——有丰富情感、顺乎人性、敬畏生命、珍视记忆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和空间创造出自己的Places（相对于现代化带来的 Non-Places 而言）。其次，由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已经高度分化，农民群体也分为不同的类型。而黟县所在的古徽州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极深的地区。在明清两代，当地的文化、艺术和商业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古建筑、宗谱、民俗、手工艺等等形式延续至今，非常符合我们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介入的条件。

同时，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活动表示出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我们选择留在碧山的原因之一。按照当代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慧丽总结的动员经验，就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她强调了“政府与社会力量”作为外发力量，而对于农民主体的内生力量的激活、促发、带动作用，称为“外发促内生”。在今年 8 月的“碧山丰年祭”过后，除了县的主要领导和部分协助者，当地政府的多数职能部门对我们的活动缺乏了解，大多停留在那是“一群知识分子艺术家自娱自乐”，或者是沿袭一贯的“招商引资”等发展经济的思路，主导乡村文化复兴的意识并不强。本来县里安排了一些涉农部门和乡村干部参加研讨会，但由于我们在组织上出现疏忽，未能与会。可以看出，在活动初期，政府、农民和社会三方都处于一种磨合状态，对彼此的所需所想理解不透，目前只能依靠发起人的策略性动员，希望来年这种情况会有所改观。

当然，我们并没有忽视乡村建设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农民。农民怎样成为乡建的主体一直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黟县属于全国重点旅游县，有两个冠之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落。由于离县城近，传统遗迹破坏严重，在历史上曾经显赫的碧山村在今天并不知名。村民对我们活动的期许大多停留在扩大本村的影响，以便为今后的旅游创造条件的阶段。我们跟当地的村民和文化人有过交流，也谈过我们的想法，但反应基本上流于表面。况且，传统乡村社会中担负着由下而上传递民情民意的乡绅阶层在今天已经完全瓦解，只剩下为数极少的有着乡土文化保护意识的村民，且年事已高。在乡村文化和公共生活的重建和再生过程中，年轻人的缺席、其他村民的漠然让我们觉得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想，今年的丰年祭只是一个开始，村民们会慢慢感受到我们做的一切，光凭说是没有用处的。今后，我们会扎根下来，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希望能彻底融入当地的生活。我相信，通过与村民的广泛接触与沟通，各种可能性会由此展开。说到底，村民们是要看你为他们做了什么，是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还是为他们带来的经济上的助力等等，只有这样，他们的主体性才可能被激活，乡村建设才可能真正成为村民和我们共同的事业。

目前，在地的“碧山丰年祭”已经尘埃落定。据我们了解，1980年代后，碧山村的公共生活开始消失，其原因一是经济上的，二是电视的出现，三是分田到户。1960－1970 年代，碧山村共有三个灯光球场，两个剧院，电影经常放映，戏曲演出频繁。现在只剩下老年协会的麻将了。而碧山汪氏最后一次宗族活动大概是在1943 年左右，于 13 门祠堂（“碧山丰年祭”的主场）举行了列位仪式，最后一次修谱也在那年。因此，恢复和重建乡村的公共生活成了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我们计划把今年“丰年祭”的一些活动日常化，比如“诗歌课”、“露天电影”和“音乐会”等等。鉴于宗族组织在形成集体行动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如何建立和强化以宗族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也是我们的一个研究课题和努力方向。

此外，我们会完善“碧山共同体”的网站，以便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和返乡青年参与我们的计划，争取更多的推广空间；我们计划借鉴“立人图书馆”的模式，为碧山村创建小型图书馆做一些前期的准备；还有碧山书局的筹备，也许碧山书局出的第一本书就是《黟县百工》或《徽州百工》。我们设想，碧山书局还可以开辟一家以“乡村建设”为主题的书店，使碧山村成为当代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个交流和研究的家园。我们将和政府保持一定的接触，比如一起探讨有关古建筑保护的产权、规划和管理问题。我们会团结一些开明的文化官员，让他们认识到这个计划的意义，和他们一起共同拓展乡建的空间。总之，乡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热情、耐心和精力去投入。就像为古建筑翻瓦防漏是一辈子的事情，对我们而言，乡村建设也是一辈子的事情。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