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这一思想结构，在历史的社会行动中都曾被作为发动普罗无地少地群众的口号。这个口号的作用的确是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地主、富农等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推翻在地。如果要在乡村实行经济特权的建设，迟早将促发类似的社会行动。

在 2003 年我对湖北神农架的考察中，发现《黑暗传》中的因果逻辑，存在内部制约的效用。社会自我生产的因果逻辑和福祸逻辑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的稳定性资源。有时是稳定社会、消除积怨、化解危机的一种效用灵验的文化丹药。

而在贵州田野作业时，傩艺师曾华手抄了一份类同的断世名言送给我：

自古花无义礼，从来月不团圆，任君堆金积玉，难买长生而不死。昔日陶福三万六千岁，后来不免入黄泉。张古老二万七千春，盘古寿元登八百，莫来未满一千春。尧帝舜帝梁武帝，哪个帝王有百岁？高宗太宗及真宗，到头都是一场空。老子孔子与孟子，哪个长生而不死？飞禽岂有千年活，人命难活百岁死。空绿绿，雨忙忙，人命净生空计较。凡百事务劳心肠，喉咙断了三寸气，魂魄往西方。撒手丢下儿和女，衣冠殡殓土中藏。万贯家财拿不去，一双空手见阎王。

2010 年冬天我在湖南的社会调查中，问到了人类社会的平等问题。一位尚不到 60 周岁的农夫很激愤地表示：“不要说什么平等，只有死才是平等的。皇帝也是要死的。以前有钱的人难道少了，有谁逃过一死？”如此，死亡成为平民阶层关于平等的唯一路径。

我的电影《打将祛峒记》围绕着“峒”这个汉字，进行了一个文化边界的具象民俗志描述。此片所拍摄的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的某细部区域，汉族、苗族、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混居在一起。当地汉人称魑魅魍魉等为“峒家”，而“峒家”与周边的少数族裔多少有些语义和形象的同构。这个词在汉族区域内部形成了一种鬼魅表征的共识。

采访中，毛晨雨看到《艺术世界》某期上有米罗的作品，非常惊喜，这是他最喜欢的艺术家。在他工作志上我看到了米罗的名字。

我选择了一个叫马路河的汉族村庄作为场景，从县城招募了一批有社区表演经验的演员来出演这部电影，由此，我们的电影工作与当地村民基本脱节。当地村民只在最后一个送瘟神的环节中义务参与进来，因为这对村落和地方都是吉利的行动。而不吉利的行为发生在我们拍摄过程中的某天，村民几人专程赶到村底河谷来与我们会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们曾经拍摄过的水井边几十米远处，一棵古树在无外力致使的情况下倒塌了。这种无外力状况指没有大风大雨，也没有建设干扰等。由此，责任被施加于我们摄制组，在得知没有人员伤亡之后，我倒是很恳切地承担了古树倒塌行为的“责任”。村民们担心的是村落可能会遭受神的惩罚，他们丝毫没有经济索赔的意思。因为正在拍摄中，为了避免麻烦，我以几年来的一点点区域文化经验，当时就给出了他们能接受的解释和承诺：那里以前是山王菩萨的庙址，可能是山王菩萨要座庙住吧（事实上当地叫“三王菩萨”，当时我概念中三王应该是“山王”，我的有限知识局限了我对可能性的想象），由此暗示我们。等我拍摄完成后，我一定表达心意，在原庙址上为菩萨修建栖身之所。之后，待结束拍摄，我专门留下来几天，请来本村的乡亲依照村落规矩并遵循建筑禁忌的原则，利用迁移走的学校遗留下的废旧砖瓦和木材——它们被视作公共财产并可以服务于公共事物，按照庙宇形制建造了一座小庙。花费也就村民们的劳务和匠人的工钱，不过数百元。但处理过程本身是一种了解乡村区域文化的有益途径和沟通渠道。

对于遭受封闭和遮蔽数十年的“封建迷信”思想，或许是处于旅游文化建设的需要，它转身获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法性称号，同时转变为一种国家文化资产。历史的遗憾之处在于我们没有第二个机会重新观察社会，并将社会作为一个政治整体所诱致的对异己文化资源的大屠杀。可能明智的文化都是试图让自己处于严格的批判视野中的，譬如它总是要努力让自己处于对话他者文化的虚静观照中。近代化以来的事实正好相反，它们试图让一切他者文化处于自己的支配和统辖体制中，甚至合法地灭绝它。如此，在急剧变迁并且断裂已然产生的现实中，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秘密社会。在其运作的纹理和枝节中，探寻乡村社会稳定与危机的支配体系，从而达到避免无辜大众受害遭戕杀的历史再循环，避免荒谬的再生产，并达致一种和善。
 

【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