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社区的障碍

“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也深感中国在这块工作的保守与落后。”同行的卫生部精神卫生处的官员参观后感慨道。

据了解，目前中国精神卫生的改革模式，就是参照澳大利亚墨尔本模式进行的。过去的十年，中国的社区心理卫生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也开始倡导精神病人重返社区，但实施起来却很难。

“比如说，精神病人住院隔离时间最长不超过10天，主要康复计划在社区完成。但讲起来容易，由于配套设施的缺乏和相关理念的滞后，使得病人根本无法重返，不得不呆在精神病院里面。”郭海平说。

在南京就有六七家由政府出资创建的社区庇护中心，比如鼓楼区凤凰托养中心、博爱安养庇护中心等等，服务对象90%是自闭症和智障患者。大部分精神病人并不愿意到这些机构寻求帮助，因此精神病人重返社区还是个难题。

“不愿意去。很多人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精神病院，进去意味着自己给自己重新贴上标签。这是因为我们的医院跟发达国家不太一样，他们是治疗和保护的场所，而我们的治疗手段相对简单粗暴，除了吃药就是隔离、限制自由。像法国的精神病院都是开放式的，病人可以自由进出，病人进去是进入到一个保护空间，而我们一进去就意味着自由被剥夺。”

在郭海平看来，精神病人重返社区主要存在两大障碍。

一是生物医学模式主宰。对待精神病人普遍忽略他们的精神属性，过度强调生物医学的治疗，忽略社会文化因素的干预。文化艺术手段的介入也仅停留在最简单的娱乐水平，至于如何充分发挥艺术的作用，如借助艺术深入到病人心灵深处，并为病人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自由表达内心世界的语言，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们对此恐怕并未做好相应的知识准备。“我与许多重度精神病患者交流过，几乎没有病人满意医学治疗，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对立情绪，与西方70﹪以上的精神病人主动要求住院不同，中国70﹪以上的病人都是被强制送进医院的。”

二是法律的缺失。“因为没有精神卫生法的保护，大多数中国精神病人在医院里至今仍无权携带一支铅笔。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很多住院病人对他人和自己并不构成伤害，而且完全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但由于监护人不愿为他们办理出院手续，致使他们不得不永久住在精神病院内，直至死亡。”因为自己的长兄也是精神病人，郭海平对此有深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