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现在当代人和当代文化的关系之中，表现为人的主动、人的独立和人的自由——即使只是向往。我们无法为艺术寻找一种外在于人的信仰，人源自生命的向往比任何信仰都更有力量，当代艺术是人的精神力量和思维智慧的证明。作为精神力量，它体现在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性之中;作为思维智慧，它体现为视觉方式的深刻变革。其特点是：以个体生命和当下文化的广泛联系为契机，通过平易近人的呈现手段，从事使人充实和生长的精神活动。由此，当代艺术的文化意义从当代艺术的生命意义中发生。

(2)艺术是从个人对问题、命题的反应出发的，只不过这里所指的个人不再是古典时代被人类化的个人，也不是现代主义英雄化的个人，而是从一种假设中摆脱出来——这种假设认为主体是自明的完整的没有问题的——在具体文化环境和时间经历中，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是在生活中反省生活、在问题中思考问题的人。这种人格本身是不完整的、有问题存在的。唯其如此，它才是真实的、具体的。所以，文化问题的针对性即是人格问题的针对性，我们在对问题进行艺术解决的时候，既是对现实可能性的试探，也是对精神可能性的试探。

(3)全球一体化对世界文化而言，不是福音而是灾星。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在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中，即使遭遇应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不同的思维智慧和生存感觉在表达为艺术的时候，也必然是有差异的。差异性原则是当代的思维原则，承认不同的东西不是相互取代而是相容共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化是不是民族的，而在于民族文化是不是开放的、共享的和可交流的。在人类意义上，民族文化具有当代性并可能在全球化条件下得以继续发展。因此，必须象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捍卫文化的多元性，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区域主义是可资凭籍的精神力量。

从艺术的个人性、差异性出发，艺术有一种属性，就是它的野生性、自发性和民间性，这是其天然的社会本性，越是民主的社会就表现得越突出。如果承认民主是一种社会进步，我们就不能否定艺术自由的必要性。1997年由前卫艺术家宋冬发起，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的艺术家历时一年，策划了一个同时在不同地点并在野外举办的展览，题为《野生》。这是一个自发性的艺术活动，没有策划人也没有批评家参与。展览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即艺术可以和批评、和市场、和权利、和体制无关。在所谓知识经济时代，艺术不是知识，而是感悟;不是经济，而是活动。在所谓企划传媒时代，艺术不是企划，而是体验，不是传媒，而是反应。艺术和生存体验、和生命过程有关，并且只和这些东西有关。当艺术和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大众、媒体、官方都不能左右艺术。所以，即使批评、市场、权利、体制等等可以介入艺术，艺术也能够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和这些社会的群体的力量保持距离。艺术史可以证明，作为当下文化的批判力量，前卫艺术是异化现实和惯性意识的逆子贰臣，不是前卫艺术因体制而改变，而是体制因前卫艺术而不得不改变。在中国“以人为本”的口号，是85新美术思潮“自我表现”、“生命意识”最先喊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公民认可的普遍意识。

艺术和体制的关系是相交圆的关系，越是民主的社会，其相交的面积越大，但它们永远不会重合。体制不能覆盖的部分，正是艺术的野地。正象黄永ping对博物馆体制、张培力对传媒体制、谢德庆对法律体制、陈箴对联合国体制的批判，他们正是立足于艺术的野地，不然，其创作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想以上说辞会引起某种误解，有人会质问“批评何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批评体制化的危险性。90年代中期，美术批评界为了清理艺术和市场的关系，搞了两三届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想凭借集团批评的力量去提升提名作品的市场价位，结果不得而知，自然无功而返。分析这样一个批评体制，无非是再建立一个多数表决的新美协，只能推举老中青、左中右共同认可的学院派艺术，与中国前卫艺术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关系。批评不可能是集体活动，只能是个人对艺术事实的思考，只能是思想对于艺术现象的发现。如果说批评和策划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只能是通过艺术策划，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倾向，而不是要把批评家权威化、权力化、体制化。当代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方式，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方案艺术等等，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次性的、非样式化，不可收藏和难以系统化的。其间包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体制批判倾向。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关心前卫艺术的文化官员按国际规则在中国建立一套艺术运作体制。在我所敬佩的同行们热心建立体制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第一，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当事人千万不要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心态，认为自己就是前卫艺术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尤其是在中国国家体制正在走向而不是已经完成民主化进程的时候，自由的、个体的、野生的和民间的前卫艺术一直是推动这种进程的力量，我们必须保护这种力量。第二，中国美术的多元化是前卫艺术家和前卫批评家多年努力的结果，是争来的而不是恩赐的。我们在反省革命与反抗的同时，也应该记住，艺术创新仍然有助于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

正象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将适合需要的野生动物家畜化、家禽化一样，前卫艺术的许多成果必然会进入到国家体制和官方体制之中;但也正象野生动物不可灭绝一样，前卫艺术不可能完全被体制化，尤其是创作的发生。为了保持社会必需的自然、自发、自在、自主和自由的艺术力量，应该允许野地和边缘的存在。作为批评家，我将永远聆听那些来自“荒野的呼唤”，而不管既成权力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声音是多么权威、多么强大。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