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蔡亮在创作油画《延安火炬》

蔡亮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家的优秀代表，他的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充满人文精神和独特艺术语言的创造，具有重要审美价值。本文从尊重历史和前人，还原历史情境的认识出发，以客观的眼光重新研究蔡亮先生留下的美术遗产，以此反思新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特质及其局限。

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画也是在这个历史里产生的东西，给它一个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就比较好了。——蔡亮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到不屈抗争进而图强崛起的历史，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发展的基调，并且形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不同于西方现代美术发展过程的独特性，具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现代美术的多元文化价值。除了它所特有的注重主题性与思想性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有着独立的艺术语言的发展轨迹，前辈艺术家在艰难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在诸多限制的文化空间中，发展了具有东方美学气质的中国现代美术，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继承的珍贵财富。

回顾20世纪新中国美术史上那些优秀艺术家和他们的杰出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始终与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社会事件相关联，不仅关注人民在每一历史发展的重大时期的集体表现，同时也从微观角度关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著名油画家蔡亮（1932——1995），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家的优秀代表，他的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并能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充满人文精神和独特艺术语言的创造，具有重要审美价值。肖峰先生认为他的作品反映出一种壮美的、进取向上的、乐观的时代精神，带着质朴、淳厚的个性色彩的素质美。汪诚一先生认为我们欣赏蔡亮先生的艺术，不仅在于他的素描技巧，更需要学习他的那种对人民对描绘事物的内在情感和体验，这是艺术的生命所在。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还原历史情境，以客观的眼光重新研究蔡亮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如潘公凯先生所说：“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面对蔡亮先生走过的路，我们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这种研究本身就显示出时代性。”［1］

新中国的美术创作，和革命历史画有不解之缘。可以说，建国后，中国美术最有成就的一部份是革命历史画创作。革命历史画的创作繁荣有外部原因，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有内部的原因，即中国美术家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具有高度的创作热情；在创作基础方面，他们一方面经过多年努力，较好地掌握了欧洲传统油画特别是写实油画的技术语言，另一方面继承了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传统，深入生活，深入人民，作品真挚饱满，有感而发，达到了艺术形式和革命内容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审美与思想的统一，从而写下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大力提倡新年画与连环画以外，革命历史画的创作得到了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有关机构的高度重视。早在1950年1月17日，南京就成立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同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革命历史画的绘制任务，其中的油画有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董希文的《强渡大渡河》、于津源的《八女投江》、胡一川的《开镣》等。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的筹备建设，国家开始组织艺术家描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给予画家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和较好的物质条件，例如画家董希文、刘仑就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了6个月的写生。［2］1958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革命历史画的创作高潮。1956年和1959年有两批军事历史画的大规模定件创作，其创作主体，主要是新中国的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油画家。因为相比较战争年代的小幅版画，大幅的油画更加体现了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通过重述党的历史和革命军队的历史，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说明没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斗争，就没有新中国，从而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革命真理创造视觉艺术的图像史证，教育广大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

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历时五年，终于拉开帷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陆续在全国巡展。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第3次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高潮。而蔡亮先生则参与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与70年代两次大规模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并且以他的令人难忘的代表作，树立了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高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又珍贵的创作经验。据雕塑家陈启南先生回忆，1959年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借调陕西艺术家前去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画家有石鲁、蔡亮，雕塑家有马改户和陈启南，正是在北京的几个月里，石鲁创作了《转战陕北》，蔡亮创作了《延安火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