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命题，可惜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相当陌生，不可能在二者之间找出什么话题，我想通过另外一个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艺术评论的某些特征，我选择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

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时期的一种理想和社会实践，目前还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而且这个考验基本是以一种消及的状态留在人类的记忆中，也就是说，作为理想和社会实践，它的空想成份可能多于它的事实经验。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前的整个东欧社会）式的社会主义、有朝鲜式的社会主义、有古巴式的社会主义还有利比亚式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等等。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们不管什么概念下的社会主义，只要有充分的个人自由和人民幸福，我们就认为是好社会。

我们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事实上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也就是说，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般不在我们的概念中，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解体前的那种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至少目前已被事实证明是失败了。我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利比亚的命运正在发生变化，卡扎菲政权已在风雨飘摇中，它的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古巴正在变革，越南已发生极大变化，朝鲜正在成为人们观察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个座标，当然，中国的变化是目前社会主义概念中最重要的因素了。

我们现在要问，有没有一种真实的社会主义经验？或者有没有一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我想没有一种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经验，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倒是积累了一点自己的经验，而这个经验中最重要的内容，恰恰是我们以放弃传统社会主义经验所得来的，这就是个人自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中，个人自由常常是被否定的，所以无论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如果我们不从个人自由这个角度去观察，那就不可能判断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验。

我们必须承认，改革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理论上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追求目标的，在我们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传统，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我们有创造性，这个创造性在理论上一般是不讨论的，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实行，比如个人主义的扩张，个人自由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验中的常识，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的核心价值，其实无不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上，但这个经验来得并不容易。

社会主义留给人们的日常印象是个人缺乏自由，用阿伦特总结极权社会特征时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国家意识形态不但进入经济生活，同时也进入艺术生活，对于艺术家来说，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约束，所以在社会主义的艺术经验中，个人创造力相对来说是贫乏的，或者说个人创造力总是要被意识形态所压抑，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冲破这种压抑的前提下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保持了传统社会主义形态的国家，在这个时代中，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一切常态社会中所具有的人类个人自由经验，受到了极大限制，比如迁徙自由、创作自由等，对艺术活动的干涉，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常态，或者说，也可以称为是社会主义经验中对艺术的管理方试，如果这个可以称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那么它事实上是一种负面经验，赵丹的名言是对这种经验的最好总结：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现在我想从丰子恺的一幅漫画说起。

1949年后，丰子恺留在上海，社会地位还不算低，先后做过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美协主席等职务。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文学、音乐之外，他的漫画成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主要方式。文革时期，上海文艺界多次批评过他的漫画。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

丰子恺这幅漫画本来是1947年完成的，他在《我的漫画》一文中曾说过：“有一天到友人家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壳内插着红莲花，归来又作了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

1949年前，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对艺术家丰子恺来说，他艺术活动中没有束缚他创造力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艺术活动中，可以不去考虑自己艺术活动和政治的关系，也没有人会把艺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简单联系在一起，艺术家的创造性努力处在一种自由状态中，这种习惯习惯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他艺术活动的一种常态。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时，可能是一时找不到新的创作灵感，丰子恺又把这幅画重新发表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来的画面上，多出了两个人物，而多出的这两个人物，几乎给丰子恺带来杀身之祸。

文革时期，上海市文化局出版过一个简报性质的刊物《文艺简讯》，经常发表批判文章和文革中的各种信息。丰子恺当时受到了批判，特别是他的画作，被认为是“黑画家”。 1967年8月18日出版的第29期上，发表了两篇批判丰子恺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批判《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并同时附上了原画。

批判丰子恺的文章说：“在一九五七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力叫嚷要与苏修搞好团结，学习苏修经验。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国际合作的主张。刘少奇大肆宣扬赫秃的和平政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言国内敌人已‘基本上消灭了’、‘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正在这时候，牛鬼蛇神丰子恺也乘机跳出来，帮修正主义说话，极力宣扬‘和平共处’。恶毒地与苏修、刘少奇唱同一个调子，画了一幅‘炮弹作花瓶’的毒画，作为向建军三十周年纪念。丰子恺这个老混蛋反动透顶，他以此漫画来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和平主义以此来取消武装斗争，麻醉革命意志。今天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还在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帝国主义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过侵略政策。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敌人每天在侵略，蒋介石时时在妄想窜犯大陆，革命人民每天在反侵略战争，丰子恺这个老混蛋休想来麻醉我们。我们决不把炮弹作花瓶，我们要百倍的警惕，握紧枪杆子，时刻准备迎头痛击一切胆敢进犯的敌人。”

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一封读者来信在第33期上刊出，原信如下：

《文艺简讯》编辑部：

《文艺简讯》第廿九期，刊登了《批判丰子恺的黑画〈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一文。我们看了这幅黑画，觉得文章对这枝毒草的批判还没有击中要害。这幅漫画不仅仅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和平主义，而且是在恶毒攻击伟大的毛主席”，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商榷意见：

一、丰子恺在这幅漫画中，明目张胆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丑化成为一个泥菩萨，这是对我们领袖最恶毒、最不能容忍的污蔑！

二、画面上另一个形象是斯大林同志（去掉长的胡须就可以清楚看出斯大林同志的面型和八字须的特征）。丰子恺别有用心地丑化我们伟大领袖，而且把丑化了的毛主席形象紧挨在斯大林身后，其目的是污蔑毛主席步斯大林的后尘在搞‘个人迷信’，丰子恺罪该万死！

三、《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这个题目是反意，丰子恺想通过画来污蔑我们搞假和平，攻击的予头也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

用炮弹作花瓶来污蔑我们伪善，这是集了讽刺、中伤的大成，反动透顶！以上意见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此致 

敬礼

解放军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徐稷香   富寿荪  朱明远

一九六七年·九·六

在丰子恺研究中，面对这则史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如果按上面读者来信的意见，在当时历史处境下，无疑要置丰子恺于死地。但当时间使过去发生的事成为历史后，这则读者来信中的意见，对研究历史还不能说没有意义，作为历史材料，我们在使用时，可能会剥离它在当时作为告密或者揭发的政治功能，而成为另一种理解丰子恺的史料，至少它提示我们，对丰子恺的理解可能还有多种思路。

我们现在要解读的是，在原画上加出的这两个人物，丰子恺有何寓意？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定这两个人物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但作为一种理解思路，从人物造型判断，理解为是这两个人物，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今天看来，读者来信对丰子恺的揭发和批判，除了政治上早已不可取外，但它指出丰子恺在原画作上加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并提出的理解意见，在后来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至少是一个可以解读的思路，尽管这个思路是以政治判断为追求目标的。

我们从人物造型上观察，很难说丰子恺是有意丑化这两位人物，在1951年那样的情况下，丰子恺未必有意要丑化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声望正如日中天。我个人倾向于理解为，对于当时的世界和平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是关键人物，或者说世界和平系于他们两人一身，当然解读出另外的意义也是可以的。我没有看到丰子恺的说明文字（可能根本就没有过说明），但在原来画面上加上两个人物（且不论这两个人物是谁），作者必有寓意却是事实，不然丰子恺何必浪费笔墨？历史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常常要在这些小事上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时有特别注意的。丰子恺在时代刚发生转型时，他的艺术思维并不可能立刻发生变化，在他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在一幅并不复杂的漫画上，一时兴起，随意加两个人物也是正常的习惯，即使有点寓意，也是正常的艺术表达方式，但到了文革时期，却被读者解读出了另外的含义，而读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警觉，完全是在艺术与政治边界模糊情况下的习惯思维，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才形成的艺术欣赏经验。

丰子恺的这段经历，发生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时期，它的特征也体现了经典的社会主义经验，这就是一切从政治出发，对艺术家的艺术活动，总是要从政治观念去解读和判断，而这种解读和判断通常总是以歪曲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为出发点，即令有时候符合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但解读者却要有意去迎合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中，因艺术活动被解释成意识形态事件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主义艺术经验，后来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有时候有意借助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以政治人物寓意现实批判的例子相当普遍。

我个人理解，如果艺术家在常态社会生活中，他们的艺术创造活动，应当以自由创造为基本前提，如果艺术家本人没有对自己的艺术活动有意进行政治方面的解读，而读者的任何一种解读，都是艺术欣赏活动，即令解读出与政治相关的内容，政治对艺术活动也不宜进行干涉。在西方的漫画历史中，政治人物从来都是讽刺的主要对象，艺术家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内心恐惧，但在社会主义的艺术欣赏习惯中，将艺术活动与政治产生联想，却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思维习惯，直到今天，中国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有时候还不能彻底摆脱这种恐惧的阴影。
 

【编辑：冯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