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简而言之，我认为理查德-普林斯也并不希望自己的一生都耗在无聊透顶作品的创作上。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他的作品物有所值，至于究竟值多少钱那是另一码事。我们并不是傻子，理解了《万宝路牛仔》(Marlboro Man)所蕴含的意义(普林斯翻拍了万宝路香烟广告中牛仔的形象)，但我们需要预估其价值，若说它艺术价值等同于1890年的梵高(Van Gogh)自画像，那就肯定有问题了。我们必须在题材的敏感性与表现手法的诗意之间相权衡，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是坚信它有真正的价值。”

青少年时期，纳哈迈德就购入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画作——“我花了2400英镑买了他的“烟灰缸”(ashtray)，伦敦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萧条，(看到烟灰缸)让我有了切身的感觉。即便赫斯特的作品售价高达10万英镑，我仍然喜欢——但要是达到百万英镑呢？1百万英镑能买到一幅毕加索的作品。我不喜欢艺术作品过度商业化，也不喜欢大规模创作。我喜欢有浓厚艺术底蕴的作品，所以我不得不选择退出。也许最终证明我是错的，市场会消化掉所有新创作的艺术作品，但我还是觉得艺术的真实性最重要。我们家族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始终与现实保持近距离接触。我喜欢各种艺术作品，你可以买下这张桌子”——他做出抬的样子——“并把它拿到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上去展出，我敢打包票……”——他停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这很有趣。但我们关注的目标是那些反映真实内涵的艺术家，并非那些操捷径者。本质的东西要贯穿始终，就好比这家咖啡屋——最重要的是饭菜要好。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

说到这儿，服务员来了。纳哈迈德显得很是诧异。“我们干坐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看来不点菜也能凑合——这样一来倒可以成为史上最便宜的午餐了。”然而，他瞧都没瞧菜单，就要了两道最贵的菜——鹅肝(foie gras)与法式干煎塌目鱼(sole meunière)，看来这次我只能客随主便了。

“如今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艺术品，而且附庸风雅之风日盛，所以都耐不住性子，也不管是否与未来的艺术发展方向相关联，”纳哈迈德继续道。“如果你是个藏家，那么藏品并不是你存在的理由(您并不靠此为生)，而它却攸关我的生计，我不能犯致命错误。对我们而言，这就是现实生活，其他人正是由于我们(做出的合理估价)而吃了定心丸。这涉及到你能耐心等多长时间，我们能做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如果我财力不济，或许会关注一下现当代艺术的动向，因为等到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浮现时，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资金很重要，但生意绝不能光盯着钱。”

然而，资金充足可以让纳哈迈德凭籍无懈可击的策略——低价吃进、静观其变以及现代艺术大师创作的作品日渐稀少——来抬高市场对艺术品的需求。“一般人都认为：‘海利-纳哈迈德，你有的是钱，不属于此列。’我想说：有品味的生活需要一定财力的支撑，在这之后，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家族中有人吃了经济不景气的亏，问题的关键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接触。”

肥而不腻的鹅肝厚片，再伴以薄面包片与芝麻菜端了上来。“我们吃菠萝这事，记得也要写进你的文章！”纳哈迈德说，然后再要了些香槟。我们吃的时候，他讲了一则寓言：在犹太人赎罪日(Yom Kippur)那天，一个小男孩受命吹羊角号(喇叭)。他觉得自己难以胜任，于是边吹边哭，但没想到却受到了表扬，夸他吹得好，因为他吹的时候“伤心欲绝，精神寓意是：王宫里的钥匙一般是各开各的门，但有一把钥匙却能把所有的宫门都打开，那就是悲伤的心。故事不错吧？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就能畅行于天下——既不虚情假意，也不会过分自负。你若是堂堂六尺男儿，表现出悲伤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得庆幸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最终都难逃一死。小男孩的故事彻底惊醒了我，我们得批驳一下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心态。”

纳哈迈德家族的人结婚时都非常年轻——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才18岁，这是纳哈迈德家族的传统(他的母亲生他时才17岁，生最后一个孩子时已经42岁高龄)——在我眼里，纳哈迈德就像个“六尺高的大小伙子”“那只是个托词而已，”他争辩道。“我们想让一切显得顺其自然，不想让人觉得我们付出了多大努力。”

“没有经历人生曲折的人一生平淡无奇。他们就好比是没有调试好的乐器，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悲痛。” 他补充道。犹太人是天才的商人(突出的例子是毕加索的经纪人——“颇具英雄气”的画商康维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或许原因是“艺术品交易让人觉得深不可测，心情悲痛时，自己并不想说太多，但需要理解得更透。犹太人太需要理解为何他们在20世纪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

过完油的干煎塌目鱼与今年的新土豆一起端了上来，鱼的刀功没得说，上面还浇着汁。纳哈迈德没动蔬菜，直奔鱼而去，但话题却不离画展。“在苏黎士美术馆所举行画展，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画商所展示的藏品是否属于艺术珍品。如今，展出的作品已经众人皆知，我们看到了强项所在，也看到了不足之处——但并不是有很多缺陷；也就是应该展出一幅蒙德里安(Mondrian)更棒的作品，也许还应该展出一幅梵高的画作。现在应该会有很多人争购这次展出的藏品。毫无疑问，我们会更加努力，让这个展览系列主题显得更为连贯，也更有震撼力。今年竞拍莱热画作《静物》(‘Still Life’，纳哈迈德家族最终以790万美元拍得)时，我就想，‘这是为苏黎士画展准备的作品。’就像是为博物馆量身打造的一幅作品——等级超过一般藏家收藏的作品。画展更让大家觉得所有的展出作品为一个整体——都是优中选优的作品。”

我问：画展的最后一站放在哪里？“我们准备在某博物馆展出三个月，之后我们会感到很难过，因为画作将不再以整体为单位展出，而是各自封存起来，但是，藏品将来的结局一清二楚——也许是在我们自己的博物馆展出，也许是长期的出租。苏黎士画展后，我的电话就没消停过，”纳哈迈德说，“全球的博物馆都争相要求展出我们的藏品。毫无疑问，西方没有哪位藏家能积聚这么多的作品。”

正如他所说的，“我们不能喜欢什么就买下。自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冷战结束)以来，创造的财富是个天量——与其他画商相比，我们算是资金雄厚。但我们是与财大气粗的藏家竞争，对方轻易就能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铺设输油管道后，从北极地区大量开采石油；我们的家族资产雄厚，但比起从事油轮建造、采矿以及化工业的老板来说，我们的实力实在不值一提。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Uzbeks)以及拥有庞大中产阶级与巨大财富的巴西人，在国际收藏界呼风唤雨。与我们一样，你可能是艺术界最大的经销商，但不幸的是，最好的作品(毕加索的作品之类)的买家并不是我们。打个比方，在池塘中，我们与鲨鱼狭路相逢的话，我们逮到鱼的概率是零——真能逮到的话，也得好好想想得付出多大代价。我不排除存在这样的概率，但相比之下，对于这些富豪来说，就是少买一条游船，少拿一幢豪宅，甚至都不值一提。”

我考虑把纳哈迈德家族看作新时代的穷人，纳哈迈德却边喝咖啡边说：“我们的强项是以家族为单位出击。我们并不存在对跨国公司的忠诚度。我喜欢让员工觉得像一家人一样。在巴黎坐出租车时，我问司机喜欢些啥，对方回答说，‘唱歌，’我说，‘那您就唱吧！’他给我唱了一首颇为动听的歌。关键问题是对生计奔波时，得找到适合自己的事——如果某人自我觉得适合做汽车售票员，那他就能为此心安理得。”

说到这儿，我看到此时的丽圃咖啡屋已经空无一人，这时一个报贩走进来，向我们兜售《世界报》(Le Monde)——报上探讨的是有关毕加索作品的买卖问题：纳哈迈德家族是否依靠几近过时的理念大发横财？抑或是家族的成功戳穿了海利所谓“艺术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真面目？

“整个艺术品市场的成交额也许比不上一家汽车公司。据测，每年的交易量约为150亿美元，”纳哈迈德说。“唯一能堂而皇之拿到市面上销售、如同从厂里制造出来似的就是当代艺术——它毫无限制，而且用工厂化流程，就可以制作出天价作品来。但消费者现在已经心知肚明这样的事实：他们可以在网上购买作品，反过来很快就能把它出手，他们希望能找到作品的思想性。他们急需有价值、有确定思想的作品。”不一会儿他又显得忧心忡忡。“自吹自擂总觉得不对劲，感觉自己是个狂妄自大的人。”我们谈完后，我就付了饭钱，并再次表示很荣幸与他共进午餐。“真的吗？”他追问道，这时我已经步出咖啡屋，走到圣日耳曼大街(Boulevard Saint-Germain)上了。

【编辑：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