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日的郭美美拍摄大片登上《嘉人》杂志引起的声讨讲起，这个年方二十的女孩因为网上炫富引起的话题而惹“火”上身，烧着的却是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的招牌，就此拉开全民关注中国慈善事业的浪潮序幕——据《京华时报》消息，9月13日，民政部透露，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份全国社会捐款额度锐减一半，仅为5亿元;此前，深圳市红十字会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0”，除原先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唯一一笔捐款为100元;更有好奇心炽的人同一天多次捐款1-30000角钱来测试红会的捐款平台。

红十字会是“登台亮相”的第一位慈善界重量级“演员”;接下来的是由“卢美美”引起的中非希望工程项目的质疑声，顺便揪扯出来了九年前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挪用希望工程善款超过一亿违规投资并巨额亏损的旧闻;然后是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以下简称“河南宋”)以“投资换取捐赠”的违规操作招致而来的审计调查。

中国三大公益基金会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慈善事业公信力危机。

相比之下，艺术圈的慈善事业因为动作不大、官办性质不明显，尚属初级发展阶段，暂时没有问责声。

艺术家周春芽捐资发起的旨在帮助残疾人的五彩基金，基金主要成员均为艺术家，主要为残疾人士提供艺术教学与交流，帮助掌握生存技能，算是以本惠人;拍卖行中当属嘉德的慈善义拍最为有名，三年前曾为汶川地震发起过一次慈善拍卖，拍卖会上共筹集善款5100余万元;个人和民间代表则有蔡国强等一众艺术家自动发起的“为了海地”中国当代艺术义拍，筹得的322万元人民币全部交由艺术家捐赠海地用于震后灾区重建;去年的第八届BAZAAR明星慈善夜上，曾梵志“太平有象”系列油画最终被企业家戴志康以1000万拍走，捐助给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用于玉树重建、西南旱灾和贫困地区的环保公益建设。

谤随名高，名随谤高

九年前，代表希望工程形象的一张“大眼睛”海报红透大江南北，解海龙1991年在安徽省金寨县革命老区拍摄的这张原名《我要读书》的照片真切反映了贫困儿童学习生活状态，令无数人记忆犹新，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那是中国青基会也是中国官方慈善公益事业公信力的鼎盛期，“把每一分钱用到孩子身上”。

拐点出现在记者方进玉开始对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挪用希望工程善款超过一亿的行为进行调查指证之际，也就是1992年。随后国家审计署对青基会进行的审计报告却从未公布，阴影从此笼罩在时任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身上，被紧咬不放的“罪名”是违规投资。这个指控现在看来并不过时，如今堪称全国2000多家慈善基金会中最能募款的组织——河南宋被曝光的原因同属此类。

然而当时的青基会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公开指责，那时负责青基会的徐永光被定义为“最富有争议性的慈善领袖”：他一手打造了青基会，高效率的工作为同时期的官办慈善机构做出了表率;随后内部工作人员爆给新闻记者的关于“挪用善款违规投资”的资料则引起了直至今日仍未完结的“贪污腐败”疑问。

青基会遗案可大致摸索出中国慈善事业从“寂寂无声”到现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脉络。青基会于1989年成立，当时可依据的法规寥寥，只有来自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其中的第九条要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意味着除了“零成本”运营之外，如果要做事情，就必须另想办法谋取做事的成本——与现在的官办慈善机构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日常开支以及补助金的形势完全不同。压力之下，寻求的出路就是不敢也不能公开化的项目投资行为——在1990年代末2000年初的公众心里，公益事业无疑是“神圣”的，“善款做投资”的行为如何能企望被接受?

徐永光在1997年召开的第七次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说，“希望工程做到今天可以评90分，但一不小心就会直接降到0分。”这种担忧是值得体谅的，徐永光意识到公益品牌的失信会带来怎样强大的杀伤力，因它伤害的是全中国人的善良情感，那种力量令徐害怕自己的行差差错可能以死谢罪都不够;郭美美背后的红会伤害的除了全体纳税人的情感还有钱包，后者可能更重要，所以会有人对报道郭美美的《嘉人》持支持态度，认同不同价值观的存在性。

“谤随名高”用来形容徐永光是合适的，一个人名气大了，招致非议是常理，这证明了他的努力与过失;而对于郭美美，在当下的年代里，可能要用“名随谤高”一词形容才恰当，且得来全不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