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亦秀

作品《每个人的世界是否相同》 方亦秀

造星具备的条件

独立策展人朱其认为，即使那次“造星”，也需要一个历史的契机，“过了那一阵又不行了，造不出来了。”首先，艺术作品需要有一个与之前的艺术作品相区别的新面貌出现，“一切‘造星’都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扔再多钱也没有用。就像唱片公司的造星工程也需要在形象上找一个新的特征的人。”以21世纪初崛起的70后艺术家为例，当初的那个时代把持画廊和美术馆的基本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名的一些“老革命”艺术家，采用的艺术语言也局限于政治波普和艳俗艺术，急需新人来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当时的70后，即使没有一个独立的艺术语言，但还是有新的精神气息，尤其在作品的提出和形象上，卡通一代、城市生活、视觉的描述方式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老艺术家们有新意，也不那么中国套路。”

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理想因为九十年代商业化而走向幻灭，整个社会趋于现实性的务实主义，成长于这一巨变期的“70后”一代，在人生命运上往往只有参与权，而无选择权，处于一种被动性转换与适应的过程，从李继开画面中的典型形象——闭着眼睛的小孩中，既无法看到人的文化背景，也无法看到人的历史痕迹，而更多看到的是他的自传体式的想象和自我心理的塑造，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李继开的绘画总是让人联系到孤寂和冥想。

在70后艺术家身上，缺乏一以贯之的社会环境与认知世界的方式，在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对历史、对现状的迷失、质疑，并且，这种情绪性的时代特征在他们不断自我颠覆、自我构建的过程中，形成了别具特征的精神质地——不会轻易认可，习惯以带有“迷失感”的语言质疑一切，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理性反思。这种由“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性”构置的体验性空间，恰恰有助于人的自我发现，有了自我发现才会质疑外在世界。

作为最早介入70后艺术家的画廊，星空间的主持房方在采访中也曾经提出“在外国开画廊可能媒体系统、展览系统、教育系统比中国更完善，所以他们可以选择很多渠道释放自己的影响力。国外的画廊有时只要在重要美术馆办一下艺术家的展览、参加一些重要的博览会，然后做上一些出版物，就可以不参加拍卖会(因为拍卖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问题)。但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是艺术与交易系统，中国很多人了解艺术是通过拍卖公司来了解的。于是，一个作品获得一个公开的展示、公开的定价，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积极地和有结构性支持的拍卖公司进行合作也成为一个技术活。”

李继开认为，一个艺术家的成功，其背后的推手十分重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2000年后，中国的优秀艺术家成为一个稀缺资源，有资本抢着要。艺术家的天赋是其成功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与批评家、策展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建制相比，资本的力量更为强大。”

但是“资本没什么耐心，不会等三年，他们必须在三年之内看到很大的成果，他们的野心是要达到500%~1000%的收益率。而且资本看中的投资的也不会仅仅局限在一个艺术家，而是好几个艺术家。”正在筹备上海当代博物馆的李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