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视觉艺术或具体为绘画，由于其媒介的天然特质，无法在图解的意义上成为哲学或观念的对等。有时哲学会对艺术造成损害，能使人对某些艺术类型盲目，或只能产生某些类型(化)的艺术。舒群等“北方艺术群体”的实践或许同时表明，哲学无法拯救绘画，前者只能是被拿来，用作绘画内部的语言重构和方法改造。所指开放的语言既是哲学尤其是语言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媒介，与此不同，绘画或视觉作品中的形象，其所指具有鲜明的确定性或约定性，即便那些纯抽象或在展出等方式上标新立异之作。所有对于绘画的诠释和意义阐发都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哲学对于艺术家来说，只是一个引子或一种“寻根”的需要，视觉艺术有自己的修正规律。喜好钻研并试图从哲学中寻找答案启示或可能性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不尽相同，误读不仅体现在不同艺术家对同一本书或同一种思想的解读中，也存在于“二手”或被多次“转手”的解读或文本中，作品样态和语言风格的不同因此更属必然了，如果说哲学真地能指导视觉艺术的话。学中国画出身的舒群“特别能体会到中国画的弱势，那种表达是一种弱势话语。”(其实“弱势”与否无关媒介，全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辐射性”，这里面还有经济秩序与东西方文明特征的差异等更为根本的原因)这一方面说明，作为一种阐释和追问的方式，哲学或美学土壤的深厚和多元，更主要的，笔者认为还是个人禀赋和性格修为等原因，导致作品的趣味品质和语言方向的差异。其实，当代作品中体现或主动介入的“哲学性”的多寡并不影响作品的有效性，因为我们已经“被”生活在一个被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改造了的文化、思维和社会等方方面面中，简单说，哲学既是我们的文化现实，也是我们的社会现实，它的痕迹无处不在，只是变得隐性和多位。

从“自由化”思潮到“八九学潮”之后，由于全球化和众所周知的内因，国内人文理性其实是逐渐萎缩的，“民主”和“自由”基本只限于口号。在此背景下，逆流而上的舒群在1990 年代的作品和实践中掺入了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舒群认为它们是一个与“我”无关的文本和客观对象，也是一种语言分析或精神治疗的药方。近期作品又似乎变成理解消费文化的某种批判性中介。舒群强调，阐释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如访谈、对话、演讲，这些都是作品的一部分。不难看出，尽管艺术家利用图像语言的暧昧性，以解释学方式为作品带来变化，但贯穿始终的仍然是理性主义这个形而上主题，虽然“理性”在不断走样，刻薄的人或许也可以说他的艺术只是藉里柯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和几何形象的中国版本的展开。当王广义、任戬、王易罡和刘彦等“北方群体”的艺术家纷纷转向实用主义、“国际版”的抽象主义甚至“纯洁绘画”时，舒群依然坚持纯粹“理性”理想，直到2004年在《走出崇高——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旅行》和《“理性绘画”导言》中宣称：“所有哲学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哲学什么都不是!”因为“不是艺术家要解决哲学家的问题，而是艺术问题本身就是哲学问题”，至此，艺术家的纠结经历和心理传奇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完成了它具有标杆性的史学意义，被融入到时下泥沙俱下的现象洪流中，但现实的一切果真如它所显现的那样吗?昔日理想基本随着艺术权贵们唇边的雪茄轻烟消散无踪，过度的资本干预使当年“外省伟人”拉斯蒂涅的中国版本们不复存在，至少锋芒渐失。

德国诠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在谈到效果历史原则时说：“历史学的兴趣不只是注意历史现象或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且还在一种附属意义上注意到它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效果……每当一部作品或流传物应当从传说和历史之间的朦胧地带摆脱出来，从而让其真正意义得以清晰呈现时，我们总是需要这样一种效果历史的探究……当我们力图从对我们的诠释学处境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历史距离出发，去理解某个历史现象时，我们总是已经受到效果历史的种种影响。这些影响首先规定了：哪些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问题，哪些是研究的对象，我们忘记了实际存在的一半，甚或更严重，如果我们把直接的现象当作全部真理，我们就忘记了这种历史现象的全部真理。”无疑，伽达默尔是在谈到作品诠释时提出效果历史原则的，可以说它既是对作品深度诠释的方法，也是治学的前提。

在艺术的语境和认知逻辑中，艺术及其现象与其所处的时代相互汲取，也是相互限定的。艺术史与艺术事实也并非完全重合，这种依违两失的境地如今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常态和现实。艺术史的书写更多时候需要有足够长时间，在由此带来的从容、检视和回望中，写作者需要完成对既往事实的反省、考量，过滤，如此才可能实现某种客观性，否则就只能沦为当下的现象史、口水史，近年国内部分用庸俗社会学和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写就的流水账般的、臆断的、视野偏狭的、缺少发现和一己观点的所谓艺术史，至少体现了名利焦虑下的少数写作者对问题概念缺乏深究。笔者并非反对名利，只是反对“唯名利”，西方近代科学艺术之所以发达开放，除却理性和秩序作为传统在中世纪以来未被中断以外，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社会对“名利逻辑”的尊重和认可。无可否认，在如今动因复杂的对既往的研究中，不仅“北方艺术群体”和“理性绘画”，包括整个85时期美术，都有被放大化、仪式化和势利化的嫌疑。现在看来，“北方艺术群体”和'85美术运动值得肯定之处在于：艺术家们为一己也为后来者打拼出的那种先锋的、理性的、虽边缘但充满斗志的空间，这种空间曾借助群体行动而获得抵抗力和变革的力量，这种空间和力量对今天的艺术依然重要。针对今天的文化现实，北方群体当年倡导并秉承的“理性”已不得不放大化为话语理性、批评理性、观察理性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被重提、被追问的理性与当初的理性虽无本质上的差异，但其作用和意义已经改变，一如舒群以他近30年的艺术和理论实践呈现给我们的自我设问。至此，笔者想以写于2006年的一首诗《阅读史》来结束此文：

画册终被打开 封面沉如铁门

那些新奇的画面让我震撼 一次次

我在群山之上 成为被命名的当代雕塑 转而

我又听到山脚被迷雾分解的男女喘息

太阳渐渐升高 画册一页页被翻过

我在无数形色之间游走 改头换面

是的 我乐于迷乱 我看见一个易装癖的孩子

随意念长高 却始终露着肚脐

那是我吗 被营养过剩的饭食催熟

随之而来的疲倦和厌腻

画册合上了而我的手始终没有动

我翻身醒来 所有精彩顿然消逝

参考书目和文献：

1.《图像辩证法：舒群的艺术》，黄专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2.《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3.《'85美术运动——80年代的人文前卫》，高名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4.岛子为刘彦撰写的文章《从自然渊薮捕捉深沉的消息》，《物的乌托邦及其挽救》等;

5.《当代艺术与投资》近年来的多期杂志。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