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斯德哥尔摩生活
维克多-诺贝尔（Victor Nobel）是家族逃亡至瑞典后，诞生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19年，今年92岁。他管伊曼努尔叫舅舅。回到瑞典后，他的父母双亲各自用仅剩的财产重新开始生活。他的母亲在俄国是个业余艺术家，和上流社会交游甚好，为各种明星做金属雕花，并在圣彼得堡有个工厂。维克多的童年和出生在俄国的两个哥哥比，不算富足但很平静。回瑞典后，父亲为了养家，很快做起了小生意。到1956年，维克多也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他尝试过做类似3M的胶带，开过包装工厂，后来转行成了斯德歌尔摩有名的糖果商人，生产的巧克力蛋（Drage）风靡全国。
在他的记忆里，除了偶尔吃起的俄罗斯黑面包，俄国在意识中已很遥远。“那时候，许多回到瑞典的亲戚都在做生意，但没有一家有原来的石油生意规模那么大。”维克多说。
他曾代表诺贝尔家族参加了10多次晚宴，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的晚宴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因为个子不高，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讲。突然他掉了下去，全场鸦雀无声，随即他爬了起来，草草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一战结束后，德国在欧洲的力量不断壮大，维克多没有上大学，但学会了说流利的德语。他的工厂开到1982年，直到他患胃癌，卖掉工厂在家休养生息。
他有一个褐色的方皮箱，是祖父路德维希传下来的宝贝，当年诺贝尔三兄弟每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旅行箱，里面放着火柴盒、香水瓶等、伴随他们行走世界，可惜因为欧洲战乱，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四处旅行。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那天早晨，维克多在家里的沙发上看到报纸黑色的大标题。同年冬天，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科学家布特南特因为纳粹的阻扰而被迫放弃领奖。随后三年的诺贝尔奖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影响而中断。
二战中，瑞典保持中立，但微妙地受制于德国。在北部战场上，他们支持挪威的抵抗运动，也支持了芬兰的“冬日战争”。战争期间，维克多的糖果工厂照样开动，而一小时车程外乌普萨拉城里和他同辈的一位家族兄弟却走上了北部战场，他带领的小分队和其它军队走散，一条腿差点因为冰冻而截肢。二战中，诺贝尔家族在芬兰建的别墅，因为担心遭到德军的觊觎，而被族人一把火烧掉。
佩尔在上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摄影 卢冉）
新一代诺贝尔人的上海情缘
1947年，维克多-诺贝尔的女儿安格涅塔（Agneta）出生。1954年，瑞典学院将文学奖颁给了以反战著称的海明威，同年的和平奖则颁给在二战中为难民提供保护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安格涅塔几乎是在反战的声浪中成长起来。当她在上大学时，正是越南战争最焦灼的阶段。“那时候，斯德哥尔摩经常有反战游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听披头士和猫王长大的。”1970年，她从斯德哥尔摩大学毕业，那一年，美国人博劳格因对第三世界粮食增产作出贡献获诺贝尔和平奖。
“那时候，我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生存这些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学的是市场传播，本已欧莱雅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但有点不太想走这样的道路。”她说。那时，刚好碰上国际儿童救助组织（Save the Children）在瑞典招人，就准备去试试。结果，她在这个NGO组织一干就是30年，负责媒体传播和品牌建设，直到退休。多年后，她突然发现自己在家族中并不孤独，另一位住在乌普萨拉城的皮特-诺贝尔（Peter Nobel）和她有类似的抱负。皮特和她有共同的祖先路德维希，比她年长16岁，是一位人权律师，曾担任过瑞典红十字会的秘书长，在瑞典的公益圈内，他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她的家里至今还收藏着皮特的传记。2008年，皮特联合其他几位后人创立了独立的“诺贝尔慈善基金会”，但诺贝尔家族对此不置可否，基金会至今也没有什么动静。
安格涅塔英语很好，一方面归功于走过世界许多地方，另一方面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化在瑞典的流行。“那时候大学毕业，我的许多同学都会选择去美国待一年，这是一种潮流。”她说。她嫁了一个做牙医的丈夫，在瑞典各个小城之间不断迁徙，直到1980年他们的儿子在斯德哥尔摩出生。
佩尔（Per）继承了母亲的金发，在家里，他11岁的水彩画像被挂在墙上。这两年，他长年生活在上海，代表一家瑞典厨房家居品牌在上海开拓市场。“其实，我是跟着女友跑来上海，她在这里找来一份品牌传播的工作，我想，好吧，也许来中国看看也不错。”佩尔说。
家里的老人们都对派寄满希望，希望祖先的经商天赋能在他身上复活。安格涅塔说，他们是真正全球化的一代人，今天在加勒比海，明天在中国，这太正常了。
佩尔很喜欢上海，住在衡山路一幢闹中取静的房子里。“这里充满活力，不停变化着。生活在斯德歌尔摩……就像活在博物馆里。”他感叹。他的未婚妻已经怀孕，明年5月，下一代即将出生，在诺贝尔家族的数据库里，又将有一个新的编号。
佩尔说：“在诺贝尔家族，有时候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有贵族家庭的尊容，别人会高看两眼，至少在瑞典不是这样，但是我想，家族直到今天都联系紧密，多少有这个奖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