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9日，法国文化年正式启动的前一天。这一天，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夫人纳黛特·希拉克参观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地区的大山子艺术区。她只是这个历经风霜的艺术区迅速飙升的国际影响力引来的贵客之一。

此时，这座城市的秋天已经降临，比温度变化更不易察觉的是，持续一年多的大山子艺术区去留之争在这个时间已经悄然告一段落——三位不同身份的权威消息人士先后向记者证实，8、9月间，北京市主要领导表态决定保留大山子艺术区。由于这一表态仅仅形成了纪要文件，大山子的大部分艺术家尚未知晓，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发现，大山子艺术区的土地方——七星集团下属的物业管理公司不声不响地打破了早已冻结的租约，开始允许艺术家续租长达3年之久。

包括大山子在内，这个面临第二次转型的国家的土地上已经出现了数个具有较高国际声誉的艺术村落，9月底，广东番禹小谷围艺术村的艺术家们开始在互联网上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持有产权证的他们正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抗议着当地政府正在进行的强制拆迁。他们说：“对拆迁人笼统以公共利益为名，随意利用行政强制手段侵害我们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我们坚决不答应!”

“从大山子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制度的转变。”大山子艺术区内的江湖会馆“掌门人”之一、制度经济学博士徐轶尊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大山子的去留的决策有三个层面——对于区域价值的各种建议的管道是否畅通;畅通之后政府如何判定;判定之后的操作程序是否合法。最后，反观整件事的整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权力雏形。”

人大代表李象群

在艺术区拥有工作室的清华美院教授李象群得知艺术区的拆迁消息是在2003年初，当年也是身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他第一次“上会”。当时拆迁的气氛并不紧张，艺术家们大多气定神闲地忙着自己的事情。经过“再造798”、承办中国艺术双年展外围展等活动的成功，大山子艺术区声名远播，《纽约时报》说中国出现了自己的SOHO区。在艺术区国际影响力陡增的同时，七星集团日益警觉——你们凭什么再造我的798呢?拆保双方关系逐步紧张，各路媒体开始将视线投向大山子艺术区。

2004年初，一位记者找到李象群夫妇，询问艺术区拆迁的内情。媒体的关注和身处火药味渐浓的大山子的艺术家们的亲身感受，使得李象群在两天之内完成了反对拆迁的提案，并在2月18日的北京市人大会议上提交。

议案旋即引来大量媒体关注，其中的关键段落被屡次引用，这连李象群都有点始料未及。“这情景有点像是在美国，媒体的巨大压力使得北京市政府开始关注大山子艺术区。”这种压力也终于使七星集团和艺术家们正面交锋。艺术家们定于2004年4月下旬举办大山子艺术节，消息发布后不久，七星集团贴出告示表示，如果举办艺术节，集团有权力封闭艺术区，而艺术家们回应：“我们举办的艺术展，是大山子艺术活动月。”两张告示比肩而立。“厂里开始到处挖沟，我工作室的门前一左一右挖了两条沟，车都进不来。”徐轶尊介绍，“此时朝阳区政府意识到，如果不出面，艺术节将非常难堪。”于是，艺术节期间，人们看到的是在厂区大门口，七星集团的保安和朝阳区政府指派的协管人员“联合值勤”。

同样是在2004年4月底，朝阳区政府受北京市政府指派进行了艺术区价值的评估，并将评估报告作为人大提案的处理结果交给李象群，李拒绝在评估报告上签字。“我认为内容太空洞，而且我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最关键的是，七星集团作为北京市直属企业，只有市政府才是此事的主管部门。”随后不久，朝阳区政府修改了评估报告，其中提出，艺术区应该与周边的电子科技园共同繁荣。“看到这一条，我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虽然最后我仍然没有签字，但是我感觉到一种来自市政府的，对艺术区重新认识的自上而下的力量。”李象群说道。

“市政府的介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直关注艺术区命运的一位朝阳区政府官员表示。徐轶尊认为，多种力量的合力最终促成了市政府的介入，而在其中，“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议制度显示了力量，并且非常强大;媒体显示了力量，并且非常强大。”

“政府可以打10分”

在朝阳区级领导中，有一批人始终关注和支持着大山子艺术区。

2002年底，刘春成这位区域经济博士出身的政府公务员开始从区域规划和文化艺术产业的角度思考艺术区的价值。2003年，刘春成与徐轶尊讨论起艺术区的未来。两个人详尽分析了对于整个酒仙桥地区而言，选择艺术区与选择房地产开发可以给政府带来的不同收益，想过巴尔的摩以1美元将某地块的开发权转让给希尔顿酒店集团之后当地会展业的繁盛发展，想过纽约SOHO区、塞纳河左岸。

“一个产业区域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和冷静的，不是凭借激情就可以驾驭的。有一种思路很强劲，就是酒仙桥地区应该建设成以IT、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的商务区，但是一个特定产业区域的发展必须有核心资源来支撑，而资源是自由的，经过我的研究，我所形成的观点是资源具有靶向性，如果把一个区域比作一个店铺，资源就是它的顾客，只有顾客才知道自己在哪家店铺最舒服。如果讲电子、IT，我想问问现在这样的企业来了多少?而大山子的文化艺术产业是自发形成的，自由生长出来的，因而具有最强的生命力。”在2002年冬接触大山子的时候，刘春成看到大山子面临艺术区和房地产开发的岔路之后，这样作出自己的选择。“在我们不认为能发展大型工业区的地方，大型工业区发展起来了，在我们不认为能发展物流的区域，物流业发展起来了，原来破败的边陲小镇变成了繁盛的口岸城市，产业区域的发展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这样的一番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跌跌撞撞的大都市商业街和金融街。

当艺术家们来到大山子艺术区的时候，他们为这里包豪斯风格的厂房建筑而深深打动，在刘春成看来，798是一个新中国花费50年培育的至今仍然让世界瞠目的产业文物区。“在这里进行房地产开发应该像拆掉四合院一样遭到反对，如果我们当时不做点事情的话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始终没有解决贫穷发展和富裕发展的思路转变。贫穷的时候，百年历史的门板可以是烧火的劈柴，而在小康之后，文物则成为奢侈品，如今我们在有能力、有空间建造住宅的情况下要拆掉产业文物建造住宅，这样的成本过于高昂。”

在此之后，刘春成开始了他的努力。2004年，酒仙桥街道办事处、旅游局、文化局、公安局、市发改委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纷至沓来，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时期朝阳区主要领导、王岐山等主要市领导的身影也曾出现在大山子艺术区，他们通过一次次私访揣摩着大山子艺术区。朝阳区一位主要领导则在2004年4、5月间以官方身份造访大山子艺术区，也曾三次与七星集团领导会面，协调二者的发展。

“这次北京市政府虽然较早关注，但迟迟没有最终表态，是一种守法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可以打10分。”徐轶尊认为。

“我相信制度的魅力”

办公地点设在大山子艺术区的国际互动传媒集团CEO洪晃女士表示，“从大山子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于艺术区态度的逐渐转变。”实际上，据知情人士透露，从北京市政府到朝阳区政府，不少相关领导明确支持大山子艺术区的发展，但最终决策的产生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徐轶尊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大、媒体、国际影响力、物权所有者七星集团、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等进行了充分的博弈，“如果整个过程没有博弈，反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政府的处理方式十分专业。”

对于北京市政府来讲，具体的难度在于平衡，需要被平衡的是业主七星集团的利益、集团约5000名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压力、国际国内舆论对艺术区的生源力量以及艺术家从事文化艺术产业的权利;而对于朝阳区政府来讲，作为具体负责实际工作的部门，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实际操作。9月25日，在酒仙桥街道办事处，一个未来管理协调大山子艺术区的官方组织——大山子文化活动管理领导小组的名单产生。

在未来，平衡与协调的工作仍将继续而且压力丝毫不减，但刘春成说：“我相信制度的魅力。”徐轶尊认为，从政府决策到人大制度再到舆论的力量，制度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公民社会的意识也酝酿在其中。“我们应该感到欣喜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执政能力的增强。”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