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第五届深圳美术馆论坛”12月22日在深圳举行，彭德、殷双喜、孙振华、鲁虹、杨小彦、高岭、王明贤等知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等文学、社会学研究专家应邀出席并做了主题发言。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经验”为中国艺术家提供了一条进入当代文化语境的特殊通道，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它的“中国式”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几代人，而且，它的理论主张、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重要资源。只有把中国当代艺术放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看清它和“社会主义经验”的复杂关系。

三种方式表现“红色记忆”

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提出，如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与1949年以来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从新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或认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也应该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社会、政治乃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条件。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即从1949年到1978年;另一个则是从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明显有着很大的不同，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正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与相应的文艺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向，所以中国美术创作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当代艺术也应运而生，否则决无可能。

鲁虹认为，艺术家们主要运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创作：第一对改革开放前的经典影像加以借用;第二对改革开放前的美术元素加以借用;第三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现象中提炼文化符号进行艺术表现。这些艺术创作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也为世界当代艺术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其要旨是强调艺术与现实、历史的关联性，并追求意义的表达。

从丰子恺漫画看艺术评论

1949年后，丰子恺留在上海，社会地位还不算低，先后做过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美协主席等职务。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文学、音乐之外，他的漫画成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主要方式。“文革”时期，上海文艺界多次批评过他的漫画，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这幅漫画本来是1947年完成的。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4周年时，可能是一时找不到新的创作灵感，丰子恺又把这幅画重新发表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来的画面上，多出了两个人物，而多出的这两个人物，几乎给丰子恺带来杀身之祸……

谢泳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研究，他此次提交的论文题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评论思维——以丰子恺一张漫画为例》。谢泳说，丰子恺在时代刚发生转型时，艺术思维并不可能立刻发生变化，在一幅并不复杂的漫画上，一时兴起，随意加两个人物也是正常的习惯，即使有点寓意，也是正常的艺术表达方式，但到了“文革”时期，却被读者解读出了另外的含义，而读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警觉，完全是在艺术与政治边界模糊情况下的习惯思维，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才形成的艺术欣赏经验。文中通过对这幅漫画的不同评价，指出当个人自由受到政治压抑之后，艺术评论中很容易产生以政治意识形态解释艺术活动的现象。

当代艺术缘何兴起“红光亮”

“任何经历过中国社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型时期的艺术界人士，或许已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18年里，尤其是在1990年代，许多艺术家几乎不约而同地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了色彩明快、纯度艳丽的色调，大有一扫1980年代新潮美术运动时期色彩沉郁、对比强烈之势。”艺术批评家、策展人高岭说，这种带有大众文化流行样式的色彩响亮的艺术，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生活商业化和物质化在视觉经验上的反映，它在形式上采取的是西方波普艺术，内容上却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

在《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之研究：当代·红光亮》一文中，高岭提出，在王广义、岳敏君、刘大鸿、冯梦波、徐一晖、祁志龙、汪建伟的作品中，过去生活中的直接或间接视觉经验，都与毛泽东时代视觉图像和造型样式所传递出来的意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被赋予了集中和单一意义指向的“红光亮”的视觉图像资源，经过十几年来艺术家们的搬用、分解和改造，已经与商业社会的视觉经验在许多层面和许多角度上，找到了有效的结合点，显现出中国当代艺术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一种时代气息。

青年艺术家面临的创作问题

供职于深圳美术馆研究收藏部的游江是一个“80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验”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概括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下“中国式”实践和理论对于人们的影响。它对“理想”“意义”“集体”的强调，显然也成为了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从事当代艺术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经验中的“大众”“民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则成为相当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策略和方法。

鲁虹在论坛上说，很多“80后”艺术家对于1949年以后出现的若干历史阶段，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等，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加上他们深受日韩文化与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影响，所以偏好使用卡通式、广告式的图像创作，表现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感受。这当中的确也有一些很好的作品，但不少艺术家缺乏后劲，有人甚至为迎合市场，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或抄袭他人之作。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进行新的蜕变，是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游江也指出很多青年艺术家在进行有关社会主义经验的创作中常常出现的三个问题：第一，作品过于个人化，虽然带着过去社会主义经验影响的痕迹，但是所要传达的意义模糊不清，不知所云;第二，艺术家骨子里都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和民族意识，所以在作品的内容上，容易出现中西文化碰撞的千篇一律的套路，毫无新意;第三，陷入了以图证史的误区，很多艺术家希望通过对历史图像的强调和重现来揭露被遮蔽的历史，对于艺术化的图像来说，再现历史是非常有限的。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