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考，就打开了新的思考哲学的方法，即解构。解构不是现存的方法，不是解释，不是原则，而是每一次都必须重新发现他者，每一次必须重新进入那个被动性的不可能的经验，并没有现存的法则，而是面对不同的差异的他者，发现新的差异。因此这几乎是不可学习的，是读者同样要进入不可能的经验之中，进入新的发现——发现他者，被他者所发现。

这个不可能的态度是德里达以文字学重新打开的。哲学是一种文字的书写。不同于语言学之为在场的逻辑，符号学之为物质缺席的逻辑，文字的“书写学（graphics）”乃是：一方面是可能性的逻辑：既在场也缺席；另一方面，也是：既不在场也不缺席。这个二者的同时保存：即，作为绝境或者交错的生命,既是在场也是缺席，既不在场也不缺席，这个奇怪的问题如同佛教“八不中论”一般的逻辑如何实现的？中国当前思想界对此实在是不甚了了，顶多是在可能性的逻辑之中打转，尽管偶尔会有不可知论与怀疑主义的感受，尤其在面对艺术时，但是却无法诉诸于一个理论反思。

一、一方面，“可能性逻辑”的理解在于：

1.1、主体既在场：确实，有一个我在这里，这是独一的、唯一的或不可替代的，也是所谓实在具体的，这个独一的我能够感受到我自身的独一性。仅仅是我的这里的独一性的自身感发，是这里的这一个的确认。在这里，我（I）作为自我（ego）而在场，自我感知。

1.2、主体也缺席：尽管我是独一的，但是我对自身的感发已经先在地需要与一个可能当然他者发生关联，否则我仅仅是自身感发，而且会没有感发性，陷入习惯而无法自身感发，我必须具有某种持续的异质感发，才能够保持自身感发，仅仅是孤零零的我只能陷入唯我论之中。因此，我必须与一个个可能的他者发生关联，并且与他者一道共在，我的这个独一性才可能有所不断更新的自我体会。在这里，自我（ego）作为我自身（myself）而自身感知。

二、另一方面，“不可能性的逻辑”也不同于传统的神学或者宗教方式，因为这个自身感发以及与他者相关的它异感发也会陷入对称，进入对称系统，符号学就会有此后果，或者其它他者也是相似的，并不形成根本差异，现在，必须寻找绝对的差异。

2．1、他者既不在场：“我”确实是不在场了（既非前者的自我也非我自身，而我自身作为了他者：myself as the other），但是不同于前者的缺席，前者的一个他者的缺席，可以用其它他者来弥补，哪怕他者都会有所不同，那仅仅是他者的多样性而已，但是没有绝对他者。何为绝对他者？传统是死亡或者上帝，现在则是他者的死亡，他者如果死亡，就不同于活着的他者了。因此，当我面对他者的死亡这个差异，或者通过他者的死亡，我自己会想到自己的死亡，哀悼，自恋，自我的哀悼就开始，哀悼的写作就开始了：作为与一个死亡他者的关联，我自己也成为了死者，我之为比死者的自我意识萌发了，我已经是死者——如同他者一般，或者作为死者——我余存着，我仅仅是作为死亡一般的他者而存活着，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经验！因为我也会必然死去，哀悼他者与自我哀悼联系起来。我其实缺席了，但是我这个不在场，不同于一般的缺席在于：我是把缺席的他者与我共在，我把我的身体供奉出来——作为死去他者的寄生，我仅仅是寄生品而已。

当一个亲人死去，最为悲痛的莫过于他的不在场了，一下子就不在可见不在身边了，哀悼与挚爱在于，我试图追随死者一道而去，如同德里达在《哀悼的工作》或《每一次，唯一的，都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思考的：我哀悼的如果是这一个死者，不是死亡的无人称，我只有让这个死者与我的关系进入唯一的切身之中，否则我并没有哀悼他，我只是哀悼死亡这个事情。或者我仅仅是自恋——想到我有一天也会如此因而感到悲伤，除非我让死亡的他者在我身上或者在我的书写之中，建立我与他者的关系，这个时候，我必须进入死亡的国度，我是不在场的，因为我与死者们在一起了。如同尤利西斯去往冥府去拜访死去的英雄们。我作为并不在场的——半个存在，被他者寄生的，萦绕的，玩念化的生命，而临时存活着——如果没有死者，没有他者来临，我就进入不了这个关系之中。这是这个不可能性逻辑的恐怖之处：总是需要死亡，死亡是必须的！但是不要制造死亡！这个矛盾是人类几乎无法解决的悖论。——这个被他者萦绕的过程，是在我身上有着无数死亡的他者，无法追忆的诸多他者，诸多的幽灵们。

——在文学中，比如，尤利西斯下到冥府询问回家的路！俄狄浦斯是被自己杀死的父亲的鬼魂或者之前的咒诅！安提戈涅则是死去的兄弟的鬼魂必须被哀悼或者安葬，哈姆雷特则是父亲冤死的鬼魂，李尔王则是疯狂的玩念。

2．2、他者也不缺席：如果持久的与死者或者幽灵们打交道，“我”也会成为幽灵们而迷失，而且，让死亡他者寄生在我身上，我成为“半存在”或“伴存在”，替补候选式的准-存在！德里达的增补或者替补的思想由此而来！或者是与死亡结伴的并不在场的生命，但是我还是觉悟到我自己也是必死的，我也会最终成为一个死亡的他者，我会彻底消失，即死亡！我会绝对缺席！觉悟到自身的缺席，对于人类必然会期待，希望自身的再次来临，不是在场，而是来临，不缺席，说不缺席在于——不是自己的在场也不是简单的彻底消失了，而是有着来临，因此需要在未来的他者那里——活着的他者们也会总有一天消失，只有那个未来的，甚至绝对不会消失的他者——上帝的别名——不死的他者——到来，或者无数他者的链条继续，子子孙孙无穷溃了，一直余留对我的记忆，纪念我，才可能让我寄生在它们身上！不再仅仅是我自身作为他者，而是他者作为了他者（the other as the others or the Other）。

这是遗言的书写，如同死亡之后，遗言还有着效力，还约束着他者，或者被他者所执行！必须有一个他者来让我寄生在他身上，让我也不缺席，显然这个在场不同于最初在场的这里的这一个，而是在他者——未来到来的他者——也是很多可能的他者的或者不可能的绝对他者——让“我”在“他”那里余存！这个被动的寄生，以及自己主动的要求，就是祈祷，就是复活。

前者是复活——复活即是他者让我们复活，这个复活的结构是生命基本的结构，是伸展开来的结构中的一环，而希望我们被他者所纪念或者复活，这是祈祷！这是不可能的经验，这个对他者绝对让我余存的经验，就是弥赛亚的希望的经验：希望有着一个绝对的弥赛亚来复活我，让我一直余存。如此的不可能的书写，就是遗言的书写，就是《旧约》与《新约》的书写，就是中国文化的自然空余的书写。

——在文学中，整个《圣经》的写作，所谓的神圣经典写作都已经是如此，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巴洛克戏剧的写作，哈姆莱特的死后做梦，卢梭的《忏悔录》，巴特的谈巴特他自己的写作，巴特把自己的写作变异为女性的身体写作等等，德里达早期《明信片》与《丧钟》的双重书写，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等待的被动性”等等，都是如此不可能性的写作。

前次如此展开的这个四重结构，从可能性到不可能性，即是差异与延迟的结合，只有他者纪念铭写我，我才是充分的我，这个需要他者到来，但是那是延迟的；既然我会遇到无数他者，而且我会被很多的他者所铭写，这是差异的；二者也是相互并存的，这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就是差异与延迟结合的延异，这个展开过程就是间隔（espacement，spacing）的铭写方式。

因此，这个外在化的书写，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对德里达解构的理解，1990年代更多是从缺席与在场的对立颠倒上展开，因此几乎没有展开对不可能性维度的思考，更加没有清晰展开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相关的逻辑，就无法发现他者。事实上，中国思想界对法国后现代思想因为没有打开这个不可能性的他异性维度，也就无法发现自身的他异性，也无法真正接纳西方这个他者，中国文化当前的混杂状态就来自于在各种可能性的偶发之中震荡，摇摆，并且无所适从。

原稿件刊登于《艺术当代》NO.9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