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云南种子”

来圭山写生的学生，坐在足老三家院子“四通园”里的长凳上整理画具，看上去就像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一样自然。他们被毛旭辉称为“云南种子”，这个比喻含着一种期待，也有祝福的意思。果然，就有种子真的落地生根，开始长成树的模样。

出生于1984年的陶发在曲靖市师宗县高良乡平严村长大，长长的斜刘海，穿衬衣总比别人多解一粒扣。据说他是家乡传统运动“踢脚架”的高手，喝起酒来也很豪迈。

在圭山，陶发属于“体验派”，出了太阳就脱掉衣服在田间地头满身热汗地画。再阴冷的天他也穿得很少，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总是装着苞谷酒。毛旭辉说，他的画是在圭山突然开始有感觉的，没有征兆，一下子就对了。

跑过山坡和草垛，另一位“体验派”高手荀贵品提了一个绷了白色画布的画框潜入核桃林，他吹着口哨，在林子里上下来回转了几圈，用随身的小相机拍了些照片。阳光一直稳定地透过树枝洒在落满枯叶的林地上，荀贵品把画架支好，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画画。他的笔触如疾雨般落在画布上，白色逐渐消失。这个时候，荀贵品的哨声也戛然而止了，他蹙着眉，专心致志地越画越快。

生于1986的刘仁仙是年轻的准爸爸，在圭山，他不仅画画，还兼做画架，开拖拉机，当开心果。小刘的绝活是爬树，10月正是柿子、苹果成熟的季节，也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等来实习的学生回去一部分，腾出空房间，小刘打算把自己怀孕的妻子也接来住一阵。

男生赤膊上阵，与圭山赤诚相见。女生则武装成蒙面人，遮阳帽、口罩、围巾、围裙、套袖、长靴一起上身，生怕晒黑晒伤。与她们的如临大敌相反，已经毕业的小胖在村子里悠闲地住了近4个月，他的皮肤早和当地人一样黝黑，出入骑一辆小摩托，村子里最怕羞的小女孩也肯给他抱。

“云南种子”全神贯注地完成他们的作品和人生，也在这个时代得到市场的回应和报偿。摄影师吕楠曾说：“所谓自由就是我们还能作决定还能选择，而不是随波逐流。”“云南种子”的幸运之处不仅在于找到前途，还在于他们找到了圭山这样一块退可守的乡土。

大自然里的艺术课

“画写生最难的是保持住第一眼的感觉，因为画着画着你就会有逻辑，个人习惯也出来了。”毛旭辉左手握着一把画笔，远远地端详眼前的草稿，同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学生聊天。停了一会儿，他低头重新晕开面前的一堆废颜料，其中有很多这个秋天他大量使用的绿色。

已经毕业的普艳在圭山住了一个月，回昆明后就要做新娘，她笑称这次写生是“最后的疯狂”。这天上午，她没画画，就站在毛旭辉身边看他画。过了一会儿，荀贵品、刘瑜、黄春华、白伟民等一群男孩也来了，三三两两地站在毛旭辉周围。

光线变了，毛旭辉停下笔，转过头来又指点他们几句。像印象派一样，毛旭辉毕恭毕敬地追随着太阳，追随着光，追随着他所描绘的对象。吕澎称他的艺术是柏格森生命哲学在中国的形象陈述人，那感觉是充满生命活力和普遍之爱。

1997年，毛旭辉人生的第一个个展展出的就是“圭山系列”。2006年以来，他重又开始密集地画圭山，不论什么季节、什么景色，从未感到厌倦。虽然画的只是日常风景，但他却用艺术家不平凡的手笔，让凝固的圭山流动了起来。毛旭辉对圭山的热爱深深地影响了学生们，他所传授的与其说是描绘自然的能力，不如说是一种寻找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东西的本领。

白天，所有人都在村子里画画，毛旭辉路过时，学生会举着画跑过来给他看，他就停下来说哪哪好，哪哪画得还不行，“有多少代人画过圭山了，今天你们是否能画出跟我们不一样的感觉来呢？”

每天晚饭前，另一位老师金志强结束一天辛苦的写生，夕阳下由一名学生帮忙扛着画，他自己手提画具，回到足老三家的院子“四通园”。学生们在院墙边把当天的画一字排开，金志强点一支烟，开始逐个点评。哪个学生找到感觉了，他就夸一夸，哪个疏懒画得少了，他就教训一顿。他很享受学生亲近地叫他“强哥”，“学生走得不稳时，需要老师作为拐杖”。

有一回，一个学生听着MP3在田里画画，金志强走过去一看，画得也糟糕，大为光火，把他的调色盘甩到了田里。第二天，这学生果然认真起来，从此再不敢怠慢。“不是错与对的问题，而是看你有没有感觉。”金志强说。

晚饭后，毛旭辉和金志强起身去散步，学生们也跟着，前后左右为他们举着LED灯。在圭吧（老三家斜对面的小卖部），毛旭辉停下来买“爽歪歪”给大家喝——这时你就知道，昨晚“锄大地”他一定是输了。

台湾来的艺术家黄敏俊抬起头，瞥见满天繁星，赶紧叫大家看。学生们笑闹着、惊叹着。“带学生来圭山以前，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们面对艺术开心起来”。毛旭辉靠在圭吧的门边，愉快地说。

【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