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

“跨界”一词，最近几年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动不动我们就会听到周围某某人士跨界了，或是画家客串做了演员，或是诗人开始画画，或是歌手写起小说，或是演员从事艺术设计……仿佛一时间又回到了艺术通感的时代，许多人都成了文艺全才。这当然是今天素质教育的成果，也与后现代理论提倡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些关系。但抛开这些理论背景和个人才华，多数人的跨界行为还是由于利益驱使。这就像集团公司的出现，资源整合之后就是分散投资一样。跨界对于许多人而言，还是源于商业竞争，是希望分享更多利益。

其实，文艺创作本是无界可言。之所以有跨界，还是因为社会发展以后，职业分工形成了彼此的隔膜，跨界就是要打破这些屏障，去寻找相互的联系。如果回到中国的传统社会，跨不跨界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因为文艺在过去是不分家的，诗书琴画，均是文人墨客必备的修养。所以，在传统中国，我们既能够看到诸如王维、苏轼、唐寅等等那样的文艺全才，也能够找到“诗画同源” 、“礼乐刑政”等相关学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传统中国没有今天这样明显的职业分工，而是以农耕为基础，文人墨客主导着社会形态。尽管那时候也存在所谓的“七十二行”，但都非正统，不能入流，充其量只能算是各取不同的谋生手段而已。意识形态的主宰权，实际上还是控制在一通百通的社会精英手中。有道是“上行下效”。老百姓效仿这些社会精英来安排人生，料理日常生活。这样的社会背景，也就把社会精英，即文人墨客们塑造成了道德的楷模，文艺的典范。

然而，近代社会却打破了这样的格局。首先，西方价值的引入，动摇了天朝的中心论基础，尤其是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平等思想，摧毁传统中国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维系起来的宗法制度与金字塔结构，更是扰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其次，从沿海逐渐影响到内陆的商业市场兴起，导致乡村中国向城市化全面转型，也由此将中国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催生出了一系列与市场相关的职业。这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大变带来的结果，就是传统的精英社会不复存在，文人世界也随之解体，分化成了不同的技术类型。

事实上，西方也同样有过通感时代，出现过文艺创作上的多面手。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就是一次人文精神的整体复苏，而期间出现的代表人物之一达·芬奇，更是一位集艺术、文学与科学于一身的全才。但是，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其特殊性就在于文艺复兴是试图从中世纪的神学阴影下走出来，彰显人的力量。所以，以人性取代神性，不可避免地也会从人性中折射出神性。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能成为欧洲艺术的拱顶之石的原因。如果离开了文艺复兴的背景，就西方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而言，社会分工与技术分类，确实还是相当明显，也相当细化。这当然跟欧洲最先发展起来的城邦制度有关。即以城邦为主牧耕为辅的社会形态，不仅诞生了城邦贸易，也催生出了不同的职业类型。尽管进入中世纪以后，人间秩序开始由神权掌握，但职业分工并没有因此而模糊。相反，却是越来越强化，只不过是被宗教组织所利用，转换成了从不同技术角度为教会服务。

如果考查欧洲的历史，就会发现分门别类从社会职业上升到文化形态，恰恰也是在中世纪。正是在那个时候诞生了最早的学院，而今天我们大学里面的多数专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雏形。所以，我们不能把中世纪割裂来看，而应该视其为欧洲历史的某个发展阶段，既有上承，又有下启。事实上，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性复苏，其胚胎正是由中世纪所孕育。这就像后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本身就是受到了神启一样。从中世纪的大学发展出来的专业分类，后来被越来越具体地运用到当代社会，也共同拥有一个城邦文化的源头。所谓“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这句法国谚语提示出的城邦概念与边界意识，正是形成后来术业有专攻的认识基础。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绝少有这样的边界意识。但经过被动挨打以后，中国人的天下中心观崩塌了。于是，伴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理想，中国人开始逐渐跳出自我，去认识西方，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仅与我们价值观不同，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强于我们。所以，只是表面上做文章，单纯向其借鉴所谓先进技术还不够，需得深入他们的价值系统，学习他们得以强大的人文知识。这正是1905年左右张之洞等人上奏，慈喜恩准废止科举，开始兴办新式教育的原因。中国走向专业治国，从人才培养上明确分类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方面依托着城市兴起、商业市场出现的背景;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是融入世界的一个文化步骤。

当然，1949年以后的专业分工与职业分类是另一回事，那是源于计划经济制度，为的是抽离各种专业背后的思想，将其变成不同技术为一种意识形态工作。如此一来，所谓的专业，实际上又成为了某种桎梏，束缚了人的思想意识。所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人以人道主义为旗帜，摆脱过去的条条框框，又开始了艺术门类的大超越。不过，今天出现的艺术跨界，还不同于八十年代的艺术创新与解放思想。正如前文所述，今天许多人的跨界行为，依托的还是一个市场环境，因而多半是受利益驱动。说到这里，我想进行一下比较，举出两位民国时期的“跨界人士”，看一看他们又是如何跨界的。这两位先贤一个是李叔同;一个是李一亭。

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他不仅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同时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等方面，都颇有造诣。可尽管李叔同涉足的领域众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创作上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仁爱的主题，以至于后来削发为僧，专事佛禅，这个仁爱主题被他发展到了大慈大悲。从李叔同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传统中国文人心忧天下的高贵品质。可以说，正是因为有李叔同，传统文化精神才没有随着社会变革而泯灭，尽管后来是被他带入了佛门，但仍然有迹可循。而另外一位民国时期的“跨界人士”李一亭，则更具时代特征。因为他是伴着上海开阜以后，较早发达起来的商人，富豪身份很吻合现代人的向往。然而，虽然李一亭富甲一方，可他却并不迷恋于财富，不仅喜欢慈善，支助过大批艺术家，而且自己也勤于作画，一直试图恢复文人画的传统。从李一亭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的精神自觉。从事商业活动，不是为谋取更多财富，而是在传统的文人世界解体之后，希望通过市场来为其开拓新的存活空间。

可以说，李叔同和李一亭，他们的跨界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有着更高的精神诉求，为的是能够在大变革时代承接传统的薪火，并将其扩散到文化创新的各个领域。我想，艺术的跨界，应该要有这样一种人文追求与价值底线。否则，跨来跨去都只是过雨烟云，虽然显示了自己的才能，也有可能得到各方面的利益，但却留不下什么精神的痕迹。

2011.12.25于通州

原载《艺术评论》2012年1期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