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你认为现在的很多作品，它的精神内核以及涵盖面、冲击力等，可能还不如很小、很朴素、很微观、具体的作品，它们只不过是在这个小的基础上不断的兑水，同时添加一些华丽的东西，使之乍看非常的眩目，但实际上外强中干，甚至是一种美丽的泡沫。

张：对。我认为好的作品不用给它附加太多的表面文章，它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而且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应该去观念化。艺术作品的观念化，往往是艺术家在掩盖自己精神的空虚，掩盖自己创作动力的匮乏。附加太多的东西后，你看不到真正感动你的是什么。现在的画廊非常多，展览也非常多，看展览的时候人们很少去看作品，或者无法评价别人的作品，因为它是观念性的。我认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些所谓的观念性作品，特别宏大、漂亮，因为投入了大量资金。可是当你把市场因素和华丽的外壳去掉以后，它真正的涵义存不存在？它真正的动力从何而来？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作品，它的解释权在评论家或者大众手中，可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当代的艺术家，他必须自己清楚他的创作是为何而做。如果一个艺术家不清楚自己作品的意涵，不能在作品里告诉别人他要表达什么，我认为这件作品不存在精神内涵，它没有灵魂。而一个没有灵魂的作品不是一件真正的好作品。艺术品可以成为商品，但它的货币价值是附加的。它真正的文化价值是感动了很多很多人。否则，它就是纯粹的庸俗商品，买了后挂在家里好看就行了。不只是艺术界，其它行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在文学界，过去我还能看到小小说，现在小小说已经死亡和不存在了。

杜：为什么呢？

张：因为长篇小说的内容完全是小小说的内容，但是大家都把它拉的非常长、非常夸大。

杜：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张：有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好大喜功地希望自己做宏大的作品，但它的所谓宏大，其中很多都是附加的，不存在或者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包括经济领域，很多人做一些漂亮的东西，但是也许用了几天就坏了。谭盾的音乐非常宏大壮丽，有水、木头等的声音，可是他音乐的价值在哪里？他超过了《二泉映月》吗？《二泉映月》就是两根弦，我天天听都会被感动。可是，前者那种宏大的场面也许会让我很兴奋，但当我脱离了那种现场回到家以后，它在我的脑中马上荡然无存——它并不能触动、影响我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我认为艺术品能触动、影响人最柔软的部分是最重要的，你不用附加太多的这些伎俩。

杜：你谈到的所谓的观念化，它们在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是不是与现场脱离？

张：我要问：观念是什么，什么赋予了你作品观念？不能随便做一个作品就说是观念作品，听上去挺吓人的，但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每个艺术家都要扪心自问：你做作品的动力从哪里来？我自己知道从哪里来，因为我在坐车的时候，我特别恨路上行走的人，因为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来回乱走；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特别恨开车的人，他们也是横冲直闯，没有人理会对方，所以，在路上，我的身体和精神感受到的所有这些东西，我把它转化成我要表达的艺术。我在现场，我活在这里，我的血和肉感受到冷和热。很多作品已经不能感受到冷和热了，血已经不流动了，画一个东西或者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只说是观念，说这个作品多么多么好看，多么多么值钱，唯独没有说这个作品的来源和动力是什么。没有动力的作品就只能是商品。所以我认为要去观念化、去概念化、去空洞化，因为概念太空洞了、太虚假了、太浮华了。现在的盖大楼也是，那么多金碧辉煌的罗马柱，，我不反对这些建筑形式，无论是当代的或是古典的，但是你能不能用真正的原始材料去做？弄一个石膏和三合板的东西刷上金色，两天后就毁掉了。

杜：它变得很虚假、矫饰。

张：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艺术的问题，而且，它不仅体现在艺术品上，还体现在大街上。

杜：你认为所谓的观念化、概念化的形态，是与现场的文化问题不发生关系的。

张：人到了麻木状态后，与现场不发生关系，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这些，实际上就是我说的那种犬儒主义，把自己关起来，醉生梦死。如果当代艺术这样做的话，那它完全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从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所有的思想或人类的价值存在，都是与现实密切地发生着关系。现在有些人做的很漂亮，它的形式也是当代的，但是如果不能令人感受到冷热，应该把它们归到古代艺术中。

杜：他们的弊病，首先是一种脱离现场的文化逃避主义，其次是一种贵族化的把玩。

张：没错。当他变成商品的时候，更成为了一个玩物。我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家都这么做，我也不能想象一个国家的人都思考这种尖锐的问题，但是思考一下是难能可贵的，哪怕能部分做到，也还差强人意。

杜：你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你现在关注的是什么？

张：还是现场中的事实。我做了一件新作品，叫《自由之路》，可能在形式上也没有太大的突破，但还是延续了《种族》的这些东西。我用了一种物象，它好像在走动，其实只是在原地踏步，在精神上没有进步。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