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实际上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国家，我们的精神状况到底如何？我们有没有精神？我们也可以从更广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比如说：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更严重，可能中国人连想都不想这个问题，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精神被抽空了，成为了行尸走肉。我认为很多人没有真正动用大脑思考过，如果真正地思考，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以及我们的生存环境都非常可怕，很多问题我们都不敢去追问。要是把我们的过去与今天相比，再想到明天，我觉得我们的生存都没有意义。

我常常觉得生不如死，因为你活着的意义完全没有显现出来。第一，你的肉体是被控制的，因为你完全不能按照自由状态去发展。比如说这个国家的基本设施是不为我们的肉体考虑的，很不人性化。当然，人的肉体的忍耐力很大，给他一个小草棚子，也能坚强地活下来。我尤其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压制，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状况是空无的，我认为是非常可悲的。中国是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十几亿人都仅作为肉体而生存，被人储放、贮存在那儿，实际上只是国家机器里的一些卑微工具。当被需要时，就把你拉出来，不需要时，先把你放在冷库里，或者像猪似的圈养一下，不允许你思考。所以，我说生不如死，是因为很多问题你不能去想，想多了以后觉得太可怕了，生不如死。

杜：你为什么选择用尸体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做作品？

张：我一直在想：在中国，精神和肉体到底是什么关系？人是有精神的吗？如果人有精神的话，人被做成一个标本后，他的精神跑到哪儿去了？或者，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精神能不能控制他的肉体？可能在某一时刻这个人也会显现出一点精神的灵光，但最终还是被妥协掉，因为他的肉体和精神不属于他，只属于一个机器。

杜：为什么让这些尸体标本摆出那些动作呢？

张：我这几年也在研究文化机器对人的损害。所有的动作是思想的呈现。这些标本所摆出的动作，是这六十年来在各种场合司空见惯的。比如广播体操、大型游行、聚会、开会、表演、检阅……它也大量的存在于艺术品中，比如大型公共雕塑、舞蹈、电影、戏剧中。实际上这几个动作已经典型化了。

每个人的每个动作都是有原因的，只要你去分析。为什么典型化这些动作？它们是由某种精神所控制而形成的动作。我们中国人都非常习惯于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或经常做。我们的血液里已经充斥了这种东西，只是自己有时不太清楚。当我把这五个动作选出来并摆放成一组时，我也吃了一惊。因为这些动作真正由肉体来摆出，变成永恒的动作时，我发现我们被固定和僵化了。我不只是说在我的作品中是这样，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的日常动作和特殊情况下的应激动作，会发现中国人就是和别国的人不一样。

杜：你所谈到的是精神自由与体制操控之间的关系，精神被塑型为体制所要求的模式，这体现在肉体的动作方面。  

张：这个世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这些动作并不来源于我们个人的思想，它来源于外在的指示。当人变成工具以后，大脑只反射高级机器的指令，内心被抽空了，可以说没有精神。

终极追问与主体性的建立

杜：1990年代以来，强制性操控在逐渐渐弱，而且更加隐蔽。当经济增长成为民众心中的主要动力时，以往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再有吸引力、号召力。似乎赚取更多的金钱，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有没有获得更大的精神自由度？

张：历史地看，统治手段是更高明了。第一是用很科学的方法去控制；第二，让被控制者不会太痛苦，比如说转移你的目标，让你起码能得到一部分身体需要。因为在过去，连身体需要都不可能。但并不意味着进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没有丰富多少，反而进入了一种更糟糕的状态。当你好像是被释放时、能赚钱时，更应该警惕。在高压时，你还能有所察觉；当统治方法更高明时，人最怕的是浑然不觉乃至沾沾自喜。

杜：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是：它在实际生效时越是隐蔽，也就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