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painting: 给“真实”披上外衣

现时的很多文化人都会嘲笑诸如像“主体思想”这样的词语，但不妨想想，它就只是一个大白话。社会无法否定它的主体存在，也就一定有属于它的主流意识，也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文化建构。因此，在现代文化中一些看不见的词语，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事实的消失，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而已。

文化意识中的“主体性”和“对象性”是一个当代概念，文化中的“主体性”和“对象性”思考，是对文化本身的定位思考，旨在“唤醒”一种文化的整体性视野。文化作为社会“主体”的对象，必然会受到社会主体的决定和支配。同样，文化的“主体性”也在决定文化的“对象性”。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不存在左右社会主体的能力。但是，对于文化的从事者来说，如果每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的“主体性”意识思考，就能改变文化的“对象性”，这也就是文化所能显示的进步性功能。

现代文化中的“对象性”错乱，首先是在于对“主体性”认知的错位。在社会地位完全相似的群体中，人的思想可以南辕北辙，比如表现在对“占领”，或是对“普世”的左右立场分裂。这是因为现代性文化的虚拟性，使社会个体在全球体系中迷失了自身的位置。“主体性”思考就是关系到个体对社会的整体性认知，也关系到社会个体自身的认知意识。作为文化的从事者，比如艺术家，在社会的整体视野中对自身的定位，如果能清醒的描绘出自身与社会，乃至与全球资本主体的关系，如果每个艺术家个体能增强，并明确其所处的位置，也就能增强作为艺术家群体的普遍性意识。詹明信将这种“认知绘图”定位在美学的层次，作为一种认知美学，不仅能引入艺术的“对象性”，还能帮助评鉴艺术的准则和内涵问题，也涉及了美学的政治和社会性。

维特根斯在《逻辑哲学论》中赋予“对象”这个词很独特的涵义，但又拒绝提供正面的阐释。如欲找一个能与“对象”相对应的概念，接近的如“物质”，但二者的差别是，物质只是物理空间中的存在，而“对象”即可以是物理空间的，也可以是“可能”事态空间中的存在。就如，艺术的“对象”无须存在于物理空间之中，它也存在于“可能”的世界之中。

问题是，就如弗雷德对现代主义绘画的一个总的判断：自19世纪末，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在现代性早期，艺术与政治以及宗教密切相关，而自马奈始，“绘画从再现现实的任务中不断撤退”，艺术越来越关心的是“那些内在于绘画的自身问题”，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家不再关注他所置身的社会，而致力于解决艺术的形式，从事于“个人直觉感受的客观化表达”。

说艺术的“对象性”混乱，视觉艺术家对视觉形象的放弃就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匪夷所思的现实。说波洛克在1946年之前，还处于立体主义的框架之内，直到他满幅滴画的“真正突破”。在批评家弗雷德看来：“波洛克不仅想把线条从再现世间物品的功 能中解放出来，而且还想把它从描绘形象或形状的任务中解放出来”。在他的《1948年第1号》中，只有一个均质的区域，其中既没有可辨识的物品，也没有抽象的形状，弗雷德把它称为视觉性 （optical），之所以是视觉性的，据说“是因为它本身只诉诸视觉。其颜料的物质性完全显示给了视觉。”

就是这种似乎在云里雾里的思维，引导了现代艺术的发生发展，在现代主义那里无关乎“主体”和主体意识，艺术的“对象性”也只是存在于意像的可能世界之中。

艺术原本并不复杂，就如“真理”就应该直截了当。但是现代文化就像一诸墙，把你彬彬有礼的拒之门外。因为，即使是作为艺术家个人，都“多半不能对自己的作品做出令人信服的价值区分”。那么，艺术就必然的需要借助于文字，艺术批评“做的就是一种辨别和判断艺术价值的工作”。研究艺术史的，已经轮不到研究作品的本身，你必须去研究所有对于这张作品的研究。前人的研究是这张作品的路障，你得越过这些路障才能走到前面去。然后，你的研究将成为另一道路障给后人挡道。 艺术批评家的典型作为是写那种云山雾罩的文体。文字的作用就似乎是给作品的“真实”披上层层外衣，然后把人引入歧途。

我们使用文字，就像是在操纵文字来作某些隐藏。如果文字的目的只是为了隐藏，这就必然是在阻止别人发现事物。文化的“阻止”是来自于有组织地阻止，是来自于社会的“主体”建构，组织严密的媒体、任何成文或未成文的规则、引导性的理论、和市场的一双看不见的手。

就像陷阱，把你陷入其中，隐藏自己，同时“阻止了别人发现事物”。现代文化构建了一个井口，人就像井底之蛙，被局限于一个井口天空之下。在井口之外，人们自以为能确认的事实，乃至真理，就经常是一些被引导的异想天开。

有人说：我们时常认为小孩的潜能很大，潜能的潜，不就是表明我们的阻止性吗？ 潜能的能，不就是表明我们的执著吗？可是小孩子有执著吗？有阻止吗？ 小孩子的内心没有“阻止”, 也还没有记忆到“社会组织”，就是因为小孩的生命里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什么都会。就是这个“没有”，他们才有了“主体性”。所以小孩子学东西容易，因为小孩有他自主的“对象”，他是他自己的主人。

这个世界有东西是容易的吗？正如这个世界上有东西是困难的吗？ 这像是小孩的提问？所以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

在现代社会，人类丢失了“主体性”。艺术的市场化，当艺术活动被“对象”为一种讨生活的手段，你就不能忽略艺术的技艺特征——即本能地追逐利益。利益既可能是精神的（荣誉、地位）也可能是物质（金钱）的。如果追逐利益的成功就意味着艺术的成功，那么，任何阻碍艺术家获得成功的因素都将被艺术家充分的意识，并本能地寻找绕过阻碍的方法。假如一个艺术家不这样做，那么他就会踏上一条坎坷之路。结果是，所有的聪明人都寻找到了 达到成功的聪明的方法，那些不聪明的人也就非常不聪明地成为了失败者。

这样说来，是因为生活，或者换一句话说：是因为艺术成了隶属于主体的“对象”。是因为“乞讨的生活”而造就了虚假的艺术家，是虚假的艺术家生产了虚假的艺术。

休谟说：“人之所以无限制地追求权力、荣誉和抱负，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由于人类的情欲结构。” 制作文字，或者艺术的人经常是一些高智商的人。因此，他们在生存层面进行选择时，一定会透露出的超过常人的精明。文化精英一旦堕落，势必将比所有其他人都来得彻底和深刻。

是“主体性”决定了“对象性”，文字和艺术的堕落只是社会整体堕落的一部分，你无法在整体的堕落中要求某一部分崇高。如果有一些坚守灵魂高地的人，在那里进行着西西弗式的劳作。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所有的文化人会像躲避灾祸一样躲避他们，嘲笑他们。他们寂寞而孤独，不会得到这个世界的承认， 并注定要远离荣耀，远离成功。

文化是被隶属的，文化取决于“主体”的建构。一个国家主体不可能永远的摸着石头过河，它总要设定一个目标，是帝国的、民国的（半殖民地）、还是其他。简单的说，就是社会利益的输送“对象”是生产关系中的苹果、是富士康、还是富士康生产线的工人？同样，对于艺术的“对象性”来说，也会面临相似的选择。这都关系到国家，或者艺术家个体的“主体性”意识。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思想”选择了富士康的生产线工人，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不就是在重拾人的“主体性”吗？当然，现代主义的主体和主流文化对于这种选择不会买账，除了给予应有的嘲笑，还会有更多的代名词。好吧，如果说主流意识代表了正义，那么就回到民国，民国范儿的机会，文化人该满意了吗？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漫不经心的人，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生活， 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存在的位置。结果，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这个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死了。同样，一个关注现世的人，但他不知不觉的被置于一个阱口之下，他不会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事实上他已经被死亡了。不同点仅仅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是死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这些人死于历史与当下精心策划的一场谋杀，死于文字，死于艺术。死于现代文化的一个附加后果是：死者无法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