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传统”：关于2000年之后当代艺术主体的找寻和确认之路

——对“文脉当代·中国版本”“ 意派”“中国性”“溪山清远”的比较调研

 引言：本文以 “07文脉当代·中国版本”北京大型综合艺术展、“意派:世纪思维”艺术展、“中国性”2010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溪山清远”中国新绘画艺术展四个展览为例，试图通过文本比较、实践调查、数据分析、观点罗列与并置的方法探讨2000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主体的找寻和确认之路。

一、2000年之后当代艺术主体的找寻与确认的历史背景和上下文关系

“空前绝后，万无一失，不惜代价”[1]，2001年中国政府和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向策划烟火演出的蔡国强提出这样的要求，表演被分为四个部分：“这是中国”“飞龙在天”“幻想宇宙”“送别”。主办方最终希望以“这是中国”作为这场略带中国传统意味的表演的主题。2002年，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举办了首届广州艺术三年展，海外华人巫鸿从大洋彼岸赶来担任本届策展人，其用“实验艺术十年”替代了那些我们所熟悉和亢奋的前卫艺术、先锋艺术。2003年，正当非典肆虐全国、人们因病毒的蔓延感到恐慌时候，栗宪庭在北京策划了一个极为安静、带着几分禅意的展览“念珠与笔触”。2004年的秋末，忙于庆祝中国共产党伟人***诞辰一百周年、胡**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国政府，在韩国首尔成立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其后“孔子学院”被作为重点的文化政治策略加以推广。同一年，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却因民主选举、陈水扁连任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事件。新的政府团队和政策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和谐社会”在这一年的提出成为这一届政府新的指导方针和建设目标。在年末的政府报告中写道：日益走向繁荣的中国，在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性活动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国际推广工作[2]。

2008年的初春，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标语迎接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会，“北京欢迎您”响彻整年的夜晚，似乎“开放”的北京欢迎着各行各色的国际友人。此时，同样常年旅居海外、惯用传统文化资源的艺术家徐冰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年轻的批评家刘礼宾撰文称其为“幻想的穿刺者-徐冰破冰”。而在徐冰上任的一年之后，徐冰、蔡国强、谷文达三位海外艺术家同时入选高名潞策划的“意派：世纪思维”展。在前后的数年中，陈孝信策划了“文脉当代”系列展（以下简称“文脉当代”）、高士明等人策划了“告别后殖民”广州三年展，王林策划了“中国性”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以下简称“中国性”），贾方舟、邹跃进策划了“叙事中国”第四届成都双年展。从2000年到2011年，这期间以“中国”或“传统”作为展览主题和实践对象的当代艺术展不下于百个，多数艺术批评家、策展人都有所涉及和讨论。2011年年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五味”作为主题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彭峰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上，不无激动和喜悦的说道：本届中国馆在威尼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时，刚刚结束了“改造历史”展览工作的吕澎，开始谋划耗资3000余万元的“溪山清远”2011成都双年展，这一由政府资助的，规模和资金庞大的双年展更是引来诸多的非议和讨论。由此，“中国”与“传统 ”也成为了当代艺术2000年之后的新关键词。

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和艺术活动，似乎都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对于“后殖民”问题的讨论，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反省受欧美话语权力主导的尴尬地位，同“文革”一样，人们厌倦了这种受西方意识形态和艺术语言影响的中国当代艺术逐步成为另一种“遵命艺术”。在2000年之后，无论是中国政府的规划发展需求还是当代艺术本身都一致的选择了对自身主体性建设和确认的道路，“中国”或“传统”成为两者在身份意识和价值属性方面的共同目的。而在确认的道路上，相伴的则是：国内的生存与现实问题的接踵而至、个体无可安放的自由和焦虑、社会存在秩序的极权笼罩，及由此所带动的对于空泛的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的质疑。

不妨将时间推移至本文标题中的2000年。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艺术史写作中，“2000年”被常用为一个分水岭，以区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现象。当然，至于这种偏向于时间性的划分是否成立，它与空间、艺术概念、风格、事件的区别和关系并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2000年”仅仅是本文所选择切入的一个时间性和阶段性事件的起点。

在翻阅了2000年的各种艺术杂志之后，笔者发现本年的“上海双年展”成为出现率最高的词汇。这一年，刚刚辞别了千禧年的喧闹，集体的“百年怀旧风”也因频繁的众声喧哗和流于庸俗煽情的追思变的疲软，艺术界人士在忙于告别昨日的辉煌与争吵之时，纷纷展望新世纪的开始。“海上·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被策展人清水敏男、侯翰如、张晴、李旭确定为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这一届，上海美术馆第一次被大量的装置、影像、观念摄影、实验电影等填满，也第一次邀请了许多海外或国际艺术家。在展览入门处的宣传海报上硕大的广告字写着：“主办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承办方：上海市人民政府”。这些因素鼓舞了多年以来始终保持地下状的当代艺术家们，其后成批成群的前往观看，之后评论纷纷。批评家刘骁纯写道：“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一是进入国际对话，二是这种国际对话在本土的公开化”。在此后的系列讨论和回顾中，许多乐观的批评家将这一年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合法化”的开端和标志。

“合法化”和“国际化”本身所依赖的政府在无形中成为执掌授予权力的最高权威。回到2000年的历史语境和上下文关系中，授予者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一年的千禧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中中国政府指出：中国将促进人类发展与和平，国际关系民主化，并呼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同年，“三个代表”被作为**的基本指导和工作方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欧盟达成共识，取得关键进展；悉尼奥运会中国取得优异成绩等，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加剧了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社会语境的变迁。然而，政治改革还未提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似乎政府也无意与之同步。本年，“授权者”内部却也是问题不断，胡长清、成克杰等高官纷纷落马，执政机制的自我建构成为首要的问题。11月厦门远华走私案轰动全国，资本和权力的合谋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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