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传统:关于2000年之后当代艺术主体的找寻和确认之路 2012-01-16 14:06:53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崔灿灿 点击:
本文以 “07文脉当代·中国版本”北京大型综合艺术展、“意派:世纪思维”艺术展、“中国性”2010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溪山清远”中国新绘画艺术展四个展览为例,试图通过文本比较、实践调查、数据分析、观点罗列与并置的方法探讨2000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主体的找寻和确认之路。

吕澎在以往的研究和实践中,偏重于对艺术史的写作和对艺术操作、实践的分析。而在“溪山清远”这一主题中,重申并延续了他博士论文写作的方向,以传统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入手,侧重于分析历史与个体的文明、气质、趣味的转向,强调历史的客观发生、存在和文化情境的上下文关系。在展览实践方面,其近几年的持续性较为明显,特别是“溪山清远”2011成都双年展的举办。

 

在学术写作和专著论述方面,高名潞多本著作都是对意派论这一主题的前期研究和资料铺垫。从书籍出版和展览策划的时间性线索上来看,“意派:世纪思维”是其多年来持续研究的结果与实践的呈现。其在《“文化至上、结构中西、整一存在”三位一体---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看“意派”》(以下简称《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看意派》)一文中所提到的20世纪初的“中西合璧”艺术家,台湾和香港地区50、60年代的现代艺术运动、70年代末的无名画会、85美术新潮、公寓艺术、极多主义、意派:中国抽象等都可视为其“意派:世纪思维”的连续性工作和考察实践对象的累积与归纳。

 

认识论和思考方法的不同使得批评和针对的程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来源于何处?在笔者看来,正是这四位策展人在不同的学术和实践系统中长期的持续性研究和关注的方向所造成的,坐标决定了视点。

 

6、策展人所撰写的展览针对性、展览意义、价值、指向性

 

“中国”或“传统”:关于2000年之后当代艺术主体的找寻和确认之路

 

在这份列表中,四位策展人在阐述展览的针对性和未来指向时,都明确的提出了其所针对的当代艺术情境与现状。我们可以从中攫取这样三个关键词:“西方”“传统”“中国”。对这样三个词汇的理解的一致性在于,四位策展人所指的“西方”都偏向于“欧美”,都出现了对“国际化”沦落为“西方化”的警惕和批评。在几位策展人看来“西方化”是一个从五四运动以来、跨越时间与空间形态的遗留问题。可以看出,无论四位策展人的学术主张的指向性有何不同,在对待中国当代艺术过度受西方(欧美)的影响,并对之付诸于批判的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也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但是,作为已发生的物理历史,不同的理想牵引、思想体系、价值标准、现实利益与权力纠葛使得四位策展人在对待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艺术潮流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我们以四位策展人的展览前言文章中的观点为例。首先,在对待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当代艺术上,高名潞极力赞扬了85美术新潮的价值:“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85美术运动”在整体上都是“意派”。因为,文化至上的理想、结构中西的雄心和艺术、社会和人生整一地存在这三位一体的契合再次回归和复兴“。[11]陈孝信则对85美术新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其在文章中解释到对85美术新潮的批评不是全面的评价),文中写道:“在所谓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下,纷纷仿效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有些甚至直接仿效西方的某大师,更有甚者是直接翻制某件作品。“西化”的情势越演越甚,也就根本谈不上“文脉”的问题了。其结果是产生了一大堆明显受西方影响的次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却没有能催生出自己的任何一个真正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品,更谈不上在国际上得到公认或产生巨大影响了。”[12]而吕澎对80年代、90年代艺术的评价则较为中性:“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来说,西方艺术史的确提供了有效的视觉方法和表现手段,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与历史背景也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家能够在西方方法和手段的利用下创作出填补冷战之后世界艺术史空间的作品。”[13]。

 

这种对同一历史事件描述和界定的强烈的差异来自于上述三位策展人不同的认识论和确立各个展览的不同需求,高名潞在《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看意派》一文中,将85美术新潮看作意派理论延续和发生的历史线索,并认为它们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上证明了“意派”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方式,在中国“现代性”历程和艺术中具有的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看,85美术新潮的作品和艺术家虽然并未完全以原貌出现在“意派:世纪思维”的展览上,但在理论上,它已经成为“意派:世纪思维”的一部分。所以,高名潞对85美术新潮的高度评价,在他展览文章的范畴内也就顺理成章了。而陈孝信对85美术新潮的批评,则是基于他对85美术新潮期间全盘西化问题的忧虑,并担心这种运动如果继续持续会割断中国自身的文脉,成为西方阴影下洋奴才。由此来看,陈孝信更注重对85美术新潮一味模仿西方的批评,并希望通过对85美术新潮的反省,重新确立中国文脉的重要性。吕澎则一贯秉承其对物理事实和历史情境、上下文关系的注重,他更强调80年代和90年代的艺术,在促成今天现状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之下,80、90年代艺术具有它相对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或者说,在吕澎看来这段历史的发生已经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完成了当时所需的学习、借鉴的任务和历史使命。由此来看,四位策展人的分歧同样来源于对中国当代艺术历史语境和上下文关系的不同认知和判断,四位策展人选择了各自的视角,去评价共生的历史物理发生。在这种分歧之下,各自的主体找寻和确认之路也就分道扬镳,彼此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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