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您看来，21世纪影视艺术面对这样的挑战，应该如何走向未来?

仲呈祥：这确实是当前迫切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首先，不要惟票房或收视率。现在有一些影视作品缺思想、缺智慧、缺精神，单纯地信奉数字崇拜，这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方面，对这些数字必须进行科学统计、辩证认识;另一方面，观赏质量的准则必须重视。艺术创作应当充分尊重并服务于观众——即使观众不总是对的，不考虑观众却总是错的。不过，这种尊重并非不加分析一味迁就、一味消极适应，这种服务并非顺从不健康、不文明的审美情趣。我们不能淡化甚至消解影视工作者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能须臾忘却“重在引领”。

其次，不要轻易解构传统。我认为，改编应该在忠实于对原著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著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的同时，忠实于影视艺术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忠实于改编者自身的审美优势和个性。实践证明，对于深入人心代代相传的艺术典型、艺术观念，不是要逆势解构，而是要从顺势方向去深化丰富发展，要用新鲜的时代思维成果加固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加固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解构经典、告别革命之类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要不得。我们要以一颗敬畏之心看待历史，看待优秀传统文化。

再次，不要陷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影视艺术要从审美思维出发，营造一种深刻而不肤浅、幽默而不油滑、沉稳而不浮躁的群体性鉴赏氛围。氛围是最养人的。这种氛围能够令人深入其中，不能自已地得到精神的滋润、灵魂的升华、素质的提升。这便是民族文化的软实力。

影视批评要上升到哲学高度

记者：如您所述，当前中国影视艺术繁荣与危机并存，影视批评的发展迫在眉睫。那么，影视批评的现状如何?今后的发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仲呈祥：时下影视艺术发展不很理想、不尽如人意，影视批评不够发达是重要原因。伴随着“眼球为王”、票房或收视率至上的影视创作旨趣，影视批评中出现了“批评商业化”的问题，缺失了高瞻远瞩的人文忧患和旗帜鲜明的价值立场。与此同时，有的影视批评在“喧议竞争，准的无依”、“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批评生态中，呈现出“批评无标准”或者创作能产生意义、批评则不能产生异议的思想倾向，以致令影视批评沦为艺术创作的附庸乃至广告。

艺术创作逃脱不了历史的制约，艺术批评亦是如此。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批评家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艺术实践和审美对象缺乏与时俱进的文化自觉，因而不能有效弥合审美泛化表象与文化反省间的鸿沟，将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进行到底。

历史证明，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产生，即其价值的最终理想实现，不仅有赖于作品自身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而且有赖于作品面世后批评家们辩证的哲理思辨及其指导下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影视批评必须上升到哲学高度，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只有坚持美学评析与历史评析的和谐辩证统一，影视批评才能对作品作出实事求是、入木三分的科学评价，才能超越作品实现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升华，也才能帮助观众提高审美修养。

记者：您曾以《十评飞天奖》一书集中梳理了1986—1996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历史进程，且之后又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关注电视剧艺术的创作实践。您认为，电视剧批评的未来在哪里?

仲呈祥：电视剧艺术以其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创造了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的空前广阔的影像新世界，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创作和批评是其两翼，如果一只翅膀迅猛发展，另一只翅膀太稚嫩，显然就会偏离前进的方向。未来中国的电视剧批评应逐步走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兼容整合、全面辩证思维的健康轨道，真正对创作和欣赏“执其两端取法乎中”，把握好“度”，引领电视剧艺术的健康繁荣，从而担当起时代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

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个从事电视剧批评的人，必须坚持德艺双馨德为先，德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根，艺是我们成就事业之本。我认为，真正的批评家要享受孤独，要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学术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