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某些珍宝产生关联的统治者被视为后来皇家收藏的先驱。在青铜器时代，青铜礼器是最受尊崇的皇家宝物。因为这些青铜器象征着权力之源，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关键便是垄断对这些青铜礼器的制作，包括控制矿山、劳力和浇铸技术等各个方面。在今天看来，这些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为核验早期的历史年表和神话人物提供了佐证。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青铜器"是由锡、铅、铜三种金属按一定比例合成的，由于比例不同，当时合成的青铜器有30种之多。

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使用工艺精巧的青铜器，生前用之敬神，死后作为陪葬永久与之为伴。后来历代的皇家收藏者都视这些古老的青铜器为珍宝，有了它们，每一个后继的王朝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民众的承认。

九鼎就是这样一组象征至高王权的青铜礼器。传说夏朝的一位仁君命人把全国各地的金属收集到皇宫，熔化后浇铸成九个大鼎，每个鼎都刻上当地的飞禽走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九鼎。九鼎象征着国家，九鼎安于夏则意味着九州各地对夏朝王权的承认与忠诚，也象征着天与地之间的和谐关系。据说，九鼎会在统治者建立政权的时候出现，而一旦他失去政权，九鼎就会随即消失。王朝或部族的合法性就是靠着这些鼎来维系的，没有鼎，合法性也就丧失了依据。传说九鼎铸成后在夏只传了三代，就落到商朝的建立者汤的手里，原因是夏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荒淫无度，不配继承神授的权力。于是，九鼎继续在商朝的统治者之间流传，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一直传了500年。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荒淫残暴，周取代商，九鼎也随之传到周朝的建立者手中。

据说周武王夺取九鼎后将它们移至周朝的首都，就是今天的西安附近。迁移完成后周武王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从此以后，九鼎就像王冠、国王宝座，或者像西方的节杖一样，成了王权的象征。

一千年以后，秦王嬴政仍然对九鼎内在的权力意味兴趣浓厚。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是他最终征服战国时期所有其他的国家，统一了中国。他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10年。尽管秦始皇也想得到九鼎，但九鼎在秦始皇掌权之前就已经失传了，具体原因和下落没人说得清。有一种说法是，秦王嬴政的父亲在打败周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后把九鼎投进了泗水。历史上有记载说，为了加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经过泗水时在河边停下来命人打捞九鼎。据说当时有人钩到了一只鼎，但刚出水面就有一条蛟龙出现，咬断了拽鼎的绳子，鼎跌入河里从此便永远消失了。人们认为这是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刚刚建立的秦王朝的短命。

除了鼎之外，为了表明自己是君权神授、获得前朝官员的实际认可，每个王朝的建立者还必须夺得对礼器制造、玉器制造及其他器物的控制权。同时，为了确保政权更替的顺利进行，他们还必须利用各种祥瑞来进一步让人们确信：是神剥夺了旧统治者的权力并把它交到自己手里。祥瑞意味着权力源自上天的认可，灾异则表示政治形势恶化，其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所谓祥瑞，可能是罕见的动植物，也可能是出土的古老青铜器，不一而足，范围很广，全凭帝王们做出判断和解释。他们把这些东西的出现说成是吉祥的征兆，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汉武帝时，据说有人挖出一口大鼎，武帝闻讯不顾长途跋涉亲自去观看，据说他在观鼎时浑身被黄色祥云笼罩，而黄色正是皇家专用的颜色。

古籍中提到的其他对于在形式上维护权力合法性必不可少的物件还有占卜表、人口登记簿、卷册(包括档案或者书画)和御玺。在朝代更替之际，获胜的统治者总要设法从前朝取得这些象征合法性的东西。大史学家司马迁描写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公元前202年夺取秦都咸阳的场面："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此后，刘邦继续巩固汉的统治，最终成为汉高祖，开创了汉朝的伟大基业。

除了上述的地图、档案、印玺、书册和青铜器等与政治紧密相关的藏品外，受皇帝和宫廷资助的艺术逐渐拓展了皇家收藏的范围，促进了皇家收藏的发展。

约4世纪的时候，紧随绘画之后，作为一种艺术品，书法也成了宫廷藏品中的一部分。逐渐的，美学特质在书法绘画作品中具有了更高的地位。早期在青铜器上可以见到的神奇权力和来生预示、在肖像画和隐喻画中蕴含的道德教化此时都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然而无论如何，和神奇的青铜器以及中国早期帝王收集的其他宝物一样，那些因为美轮美奂而被收藏的皇家艺术品，仍然具有一个相同的功能即象征政权的合法性。

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和隋炀帝重新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持续三个世纪的政治分裂。隋朝建立后，文帝和炀帝把书法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那时候中国的南方文采蔚然，完好地保存着古老的中华文化。文帝和炀帝父子虽然征服了南方，但他们仍然只是来自北方的武力篡权者，要在文化上彻底征服南方绝非易事。当时北方地区崇尚一种写在方格之内、笔力遒劲的书法风格，这种书写风格很适合石刻。而在南方，4世纪的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深受人们推崇，他们优雅的笔法和精致的风格广为流传。南北迥异的书法风格本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体现，但为了巩固对文化领域的控制，隋文帝和隋炀帝以南方的书法风格为准统一了南北书法，这种做法恐怕也是对他们本人不太高贵的出身的一种修饰。

唐太宗也对艺术兴趣浓厚，常常以此为乐。他也很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在位期间尽其所能搜罗王羲之所有的真迹。据说唐太宗收藏的王羲之的作品近2300件，但不可能全部都是真迹。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兰亭集序》最为后人所称道。它记载了353年春，王羲之和友人相聚兰亭举行禊事的情形。王羲之的后人将这篇珍贵的手迹交给一个叫辩才的和尚保存。尽管辩才秘密地珍藏着这一珍迹，但《兰亭集序》留存于世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唐太宗的耳中。太宗皇帝曾再三要求辩才将其献出交给皇家收藏，可后者坚持说已经丢失。最后，直接索取不成的皇帝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派一个名叫萧翼的官员乔装成行商，带了一些王羲之其他的真迹去找辩才。在取得辩才的信任后，萧翼拿出一幅王羲之的珍品给辩才看，辩才和尚终于上钩，也拿出自己珍藏的《兰亭集序》。萧翼故意说他收藏的《兰亭集序》是赝品，辩才听了十分沮丧，仓皇间跑出房间。萧翼乘机一把抓起书轴，奔出去飞身上马，然后才向辩才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者闻言当场昏死过去。《兰亭集序》到手后，唐太宗珍爱非常，直到临终前，这位太宗皇帝还丢不下他钟爱有加的《兰亭集序》，吩咐将王羲之的墨迹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