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推五个己丑，正好距今300年，文韬武略的康熙大帝结束了鞍马生涯，下旨于北京西北郊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以供自己避喧听政、修身养性，赐名圆明园，以示天子“圆而入神、明而普照”的厚德明智之志。此后，雍正、乾隆两帝以此自勉身心、治国安邦，并相继于园内添山注水、修楼建阁，一为感念先帝恩德，二为昭示国泰民安。

世事无常、造化有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明君打造的大清帝国，未能逃脱自然法则和政治宿命。乾隆鼎盛之后，朝纲沉沦、繁华渐尽，清朝三代明君共同经营的圆明园不幸成为最后一道中华帝国的替罪风景——咸丰十年，英法蛮夷强占北京，纵火三昼夜，将圆明园化为灰烬。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园内无数金银珠宝、古董旧藏被入侵西人抢掠一空，从此宿命天涯、了无音讯，日后即便在异国他乡偶与国人洋场邂逅，也只能相对无言、几许惆怅。

己丑300年间，历史不只是简单演绎了大清王朝的兴衰没落，而是对一个在自傲自大的“天朝”中封闭了数千年的民族，从精神伦理、生存经验到社会架构都进行了一场洗心革面的颠覆性文化大清洗。在这个看似突发，实际上却是必然的清洗过程中，一个自秦汉以来称雄2000余年的东方帝国无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了，连同它所有的思想和智库，都被西洋人的枪炮和东洋人的屠刀打进了十八层地狱。尽管如此，列强们对曾经扬长世界的泱泱大国的嫉恨并没有得到彻底宣泄，在火烧圆明园以后的百余年中，他们群狼围猎、恃强凌弱，不断挤迫着中华难民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对圆明园无数珍宝的破坏和掠夺，也没能填满强盗们恶欲的沟壑，相反，被抢中国文物在西方卖场上的日渐火爆，更引发了强盗们对中华瑰宝的觊觎与渴求。于是，在中国宫廷文物被扫荡一空后，新一代的西方恶商又将贪婪的目光深入至古国积淀深厚的文化地层。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一场针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财富的商业阴谋，在西方古董商们的精心策划下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一面明修栈道，将西方人在战争中抢掠的清宫旧藏炒作成他们的天价专利品，煽动明清古董回归潮，用中国人自己的家什骗取中国人的钱财；另一面暗渡陈仓，鼓励、诱惑一些中华民族败类掘坟盗墓、走私偷渡，策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文物出境潮，导致中国的地下文物资源日流万千、丧失殆尽。由此，刚刚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在物质上为自己开拓出一片生存空间的中国人，又不得不面临一场积累性的文化危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是观察一个民族生存态度和生存智慧的窗口。过去，贫穷曾经是我们解释一切堕落和不作为的借口，现在，为什么富裕又成为了我们弱智的象征？究竟谁在拍卖中国？我们还能不能守得住已是存量稀薄的国家文化资源？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记者以中国历史文物的流失状况为切入口，历经数年、考察中外，得出的结论让人痛苦不堪。

结论1：中国文物规模性流失共分四个阶段，最严重的是近20年。

第一阶段是1860-1900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次火烧圆明园，抢掠和毁坏了园中全部宫廷旧藏和当朝大量珍宝器具。数量说法不一，难以取信，唯一可以从当事者的自述中概念性地了解一点。有一位法军军官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描述：“火烧圆明园以后，我们足足运走了300多车战利品。砸碎的瓷器、象牙制品不计其数……”一位英军将领则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法国兵没有纪律可言，单个活动，见东西就乱抢，拿不动或不好拿的就砸。我们英国军官指挥兵士们将战利品集中摆放，整整堆满了3处皇宫大院……”圆明园的宫廷旧藏给侵略者和他们的后代带去了巨大的财富，直至今天，东西方拍场上出现的清宫拍品，绝大多数都是圆明园两次遭受浩劫时被抢掠的文物。

第一部分 第2节：谁在拍卖中国？写在己丑300年

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了！”中国人饱受创伤的心也渐渐“挺”起来。但是，财富的增长并不代表我们精神上的强盛，“贪财炫富”正在成为国人最廉价的时尚和最浅薄的资本。为了满足自己无尽的金钱欲望，一些人在衣食无忧之后，仍旧不惜盗坟掘墓，将祖宗的遗物走私出境卖给外国人；为了赚得更多的钱，一些富豪不辞劳苦、远渡重洋，去西方拍场赌狠较劲，按照洋人的价值理念争珍夺宝，即便全是被人家抢去的祖宗遗物，也照例自相残杀、天价哄抢。他们买回那些替人受过、背负着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可怜尤物，并非是要让它们认祖归宗、重见天日，而是视之为可以继续挤奶下蛋的肥牛金鸡，重新囚禁于自家的深宅大院，待价而沽。自尊丧尽、颜面全无。由于这些非法拍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中国人的变相承认，使得我们国家对战争中流失文物的追索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一些爱国人士为国家回购、捐赠文物所付出的成本。圆明园生肖兽首从最初的1200美元炒作到2800万欧元，就是最典型的实例。

以上调查结论，是记者写作《中国文物黑皮书》之《谁在拍卖中国》的主要动因。与前一部《谁在收藏中国》不同的是，这本书的主诉点比较集中，基本上围绕“谁在拍卖”、“怎么拍卖”、“为什么会被拍卖”三方面展开；在叙事方式上，本书充分利用调查者不同的文化优势，在不同的国度、站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风格的语言讲述受访者的故事；在逻辑结构上，本书跟踪佳士得与苏富比近20年的几次战略转移——从伦敦-日本-美国-中国，并以此为线索，将中国文物市场的现状纳入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大格局进行分析；在思想方法上，本书尽量站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的高度，着重对中国文物市场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群，客观地进行民族化的人格主义分析。

同时，为了增加本书的信息量，记者通过对欧美国家文物市场和收藏家、古董商、拍卖行，以及有关媒体的调查采访，对西方拍卖行的商业战术进行了归纳、分析和判断，包括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拍品选择标准、价格炒作规律和后阶段的拍卖走势，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也都有所体现，希望这些内容对于部分文物收藏者多少起到一些参考作用。此外，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枯燥感，本书省略了一些思想性、数据性过强的内容，尽量做到寓主题于案例故事之中，期望读者朋友能够在阅读时多做一些补充性思考，以增加本书的思想厚度。

虽然这部书的写作时间只用了一年多，但素材的搜集工作却几乎与《谁在收藏中国》同时起步。这5年时间，对作者本人来讲是一生中最艰难、最充实、最有收获的一段光阴。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一场重病、两次手术、数百次的剧烈疼痛，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但是，也正是这一段痛苦的赋闲岁月让我远离本职杂务，偶然进入了一个原本陌生的领域——文物市场，结识了方方面面的朋友，赏析了他们各自色彩丰富的人生。这些朋友当中，有国家级文物鉴定大师、有对国家文物事业贡献卓著的文物理论家、有实力雄厚的收藏大佬、有深藏不露的藏界大隐、有“开张吃三年”的古董商、有捡漏儿打眼乐在其中的收藏大众；更为难得的是，我还认识了一些“另类”朋友，他们有的是盗墓里手，有的是制假大师，还有的是文物走私客。虽然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走上了犯罪道路，大部分都已经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我相信，任何一样被诚实纪录下来的人生，对历史、对社会来说，都会是一种有用的养料。基于这种缘故，我向以上所有的朋友都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帮助我度过了这一段生命中最为黑暗、但却未成蹉跎的岁月。感谢你们敞开胸怀，诚实地向我袒露了许多人生的成功与失意、鲜亮与疥疴……这一切，都已成为我毕生的珍藏。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特别向几位朋友表示敬意。

第一位是原国家文物局资深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谢辰生先生。说起来，我与谢老的相识，还真是有些缘分。去年，《谁在收藏中国》一书出版后，新华社和《新民晚报》的两位记者分别向我转达了谢老对那本书所持观点的明确支持和对我的关心。此后，我两次登门拜访，有幸与谢老在其寓所的斗室里畅谈，受益匪浅。颇为有趣的是：我们非但在文物保护等问题上的观点基本相近，而且还同病相怜、不安于命，都在与死神抗争。也不知道是否因为身体虚弱的缘故，在谈话中，对于中国文物资源保护的前景，特别是对于文物市场乱象的治理，我们有着共同的担忧与不乐观。当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与谢老的观点也不尽完全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我对这位前辈人格的敬重与仰慕。

【编辑：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