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在一片烟叶上印字（2000年） 照片由杜克大学提供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阿尔德里奇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家徐冰正在展出一件成瘾性极强的作品。他的这件名为“烟草计划”的装置使用了“烟草”这种有毒的叶子作为媒材和灵感之源，将材料变成地图、书本和出版诗歌，以此来挑战无处不在的尼古丁依赖文化。

在1月29日星期日的开幕式上，徐冰将在作品《清明上河图卷》中点燃一支12米长的香烟。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画上，这座雕塑将缓缓燃烧，以此作为对中国大地上不断飘散的烟雾的一个注脚：研究表明，中国因香烟致死的人数为世界之最，但三分之二的中国人认为吸烟对健康无害，或者危害甚微。

在本次访谈中，BLOUIN ARTINFO请徐冰谈了他选择烟草为媒材的原因，以及香烟对他有什么特别意义。他还谈了他个人的吸烟史。

你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阿尔德里奇博物馆展览吗？

虽然他们使用了“烟草”作为策划主题，“烟草计划”里的作品并没有什么风格上的考虑或联系。有的作品像珠宝一样小巧精细；有的则庞大到占据了整个展览空间。这个计划的语义意味史通过不同作品之间的对位和质疑来形成的。从这个角度讲，这个计划的含混不定，它的材料的不确定性，被转变成了一种清晰、有力的语言，而这语言又进一步成为这个计划的艺术语汇。

“烟草计划”的起因史对烟草的香味和制作工艺的兴趣。它的成果则是某种巨大的、不断成长的东西，界于历史和社会学之间，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利用艺术手段来探究社会问题的活动。

为什么选择香烟作为本次展览的主体材料？

我到杜克大学做演讲。一到达勒姆，我就被空气中的烟草味吸引住了。朋友跟我说杜克家族是靠烟草起家的，因此达勒姆也被称为“烟草城”。此外，由于杜克大学医学院在癌症治疗方面很出名，达勒姆又是一座“医学城”。在那里，烟草和文化的历史在多个层面有交集。

我有个习惯，到哪里都要去看看当地的工厂。我经常觉得那些“智能”的机器比真正的当代艺术作品更接近艺术。当时我去了一家烟厂，那些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改良的工艺让我很感兴趣。我决定给自己一个限定，只用这种材料，做一个跟烟草有关的系列作品。

在杜克做了首次展览后，我又在2004年把它扩展到了上海的沪申画廊——二十世纪初，上海和达勒姆两地由于烟草贸易有着频繁的往来——而后是2011年在里奇蒙德的维吉尼亚美术馆，藏家卡罗琳·徐-巴尔瑟（Carolyn Hsu-Balcer）——她的家族一直从事和烟草有关的产业——和丈夫雷内·巴尔瑟建议我了解一下里奇蒙德的烟草历史。里奇菲尔德的阿尔德里奇当代艺术馆将是这个计划在纽约地区的唯一一处展览地。

你的作品经常挪借、采用符号，扭曲或破坏它们的含义。在这个计划里，你是如何对待香烟本身固有的象征意味的？

我想要做的是通过探寻人与烟草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对内在的人性问题和缺陷进行以此考察。从历史角度说，人和烟草的关系有时拉得很远，有时又变得很近。

在某几段时期里，烟草被认为是好东西：男女老少都是烟草的使用者。可以说，我们现在对烟草的抗拒达到了顶峰。一包香烟的设计充满矛盾，既要做广告推广，又要表示出拒绝。谁都知道吸烟是有害的，但我们无法离开它，这种纠缠就像是一对恋爱关系：太近了不好，太远了也不行。合起来看，人性弱点和烟草的意义组成了一种尴尬的关系。

在把烟草作为一种材料，并开始详细了解它后，我意识到这不应该是进一步的主观评判的对象。它的身上已经有了沉重的社会符号负担。我不希望我的作品被人当作烟草相关的宣传工程中的又一个附属品。我没理由花那么多精力去说一些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当我把烟草看作一种中性的东西，回到它本原的特质上去，我就可以单纯地在探讨、交流中接近这种材料。如果本着一种道德或伦理判断去使用材料，那么它真实的那一面就再也看不到了。

这次展览还收入了一个基于时间的作品：你即将要点燃的那根12米长的香烟。这是一个行为作品吗？

这是一个装置。点燃、熄灭香烟的动作的确是需要的，但并不存在什么仪式性质。

阿尔德里奇展上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对香烟和烟草文化的痴迷。你本人抽烟吗？

不抽。其实1972年文革下乡的时候我挺一腔热血的，我和别的知青比试过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看谁能忍着不抽烟。下乡的时候我们都发誓在农村不抽烟。那个生产队有一百多个男知青，我是唯一一个在两年里一口烟都没抽的人。我是说不抽就不抽。这没什么。还有就是我们比谁能忍着不回家。我会等到有国家或市一级的展览的时候回北京，所以我经常是我们那个知青点唯一一个留守的人。这种自我克制还是挺能产生成就感的。

徐冰的“烟草计划”于1月29日星期日在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阿尔德里奇博物馆开展，将持续至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