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情况看,观念艺术更多发生于广州、上海和成都。其中广州大尾象工作组、卡通一代、上海华山艺术家群、武汉新历史小组和成都718工作室联盟以群体展出的方式从事观念艺术,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广州由于“大尾象”的持续工作,再加上“卡通一代”的投入,如今己成可观势头。林一林、陈劭雄、徐坦、梁矩辉、黄一瀚、田流沙等等,有一大批人在装置艺术与行为艺术中耕耘。上海曾组织过好几次观念艺术展,如华山艺术校两次装置艺术展,华东师大“装置——环境——行为”艺术文献资料展,王南溟组织的“艺术的方位”和朱其组织的《以艺术的名义》装置艺术展,王林组织的《旋转360°——中国方案艺术展》,加上邱志杰、吴美纯在杭州组织的影像艺术展,还有第一、三、四届上海双年展装置部分和许多外围艺术展,上海、杭州、南京这一片已有相当多的艺术家专心于观念艺术创作。其中张培力、陈妍音、邱志杰等人成就突出,而倪卫华、王南溟、钱喂康、施勇、张新、胡建平、胡介鸣、周铁海、王天德、杨福东、周啸虎、金锋等亦均有佳作。
以成都为中心,西南艺术家亦改变执迷架上艺术的心态,连续举办多次颇具规模的观念艺术展,包括《水的保卫者》在成都府南河、西藏拉萨河、四川都江堰和重庆长江的四次大型艺术活动、《听男人讲女人的故事》和《听女人讲男人的故事》观念艺术展、《失语》艺术展、《中日行为艺术交流计划展》等。北京因其特殊的行政原因,少有成规模的观念艺术展。在从事观念艺术创作的人群中,北京的宋东、尹秀珍、张洹、马六明、王鲁炎、黄岩、林天苗、王功新、朱发东、汪建伟等都是非常活跃的艺术家,此外还有海南的翁奋、济南的高先先高强和张强、深圳的杨勇等。所有这些创作活动产生了不少精采作品,如林一林的《1000块的结果》、黄一瀚《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张培力的影像艺术、陈妍音的女性装置、王南溟的字球、张新的冰雕、王天德的《水墨快餐》、周啸虎的《谎言时代》、邱志杰的重复临帖、黄岩的人体山水、马六明的人体行为、宋冬的天安门哈冰、王鲁炎的自行车、隋建国的中山装、展望的《浮石》、尹秀珍的《洗水》、张洹等人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戴光郁的《搁置已久的水指标》、罗子丹《一半是农民、一半是白领》、高先先、高强的《十字架系列》……这些作品将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进入90年代的中国美术史。我们无须妄自菲薄,在当代艺术中中国正在开始产生无愧于当今世界的优秀作品。
二、代表作品与批评阐释
为了讨论90年代观念艺术的创作成就和中国智慧,首先来分析一些代表作品:
1、宋海东《地球仪》(装置)
在北京现代艺术展上,宋海东送展的是装置作品。作品是地地球仪和捆在上面的砖块,作者把地球仪上东德和西德的界限抹去,写上了“德国”的字样。据作者介绍,当时东德大使馆官员见到这件作品后提出抗议,作品被移出展厅,为一间日本画廊收藏。这件作品创作的时间是1989年初,东欧尚未出现剧变迹象,起码国内尚无任何信息和传闻。作者以艺术方式拆除柏林墙的想法,无疑是巫术般预言式的思想。当提抗议的东德大使馆在北京不复存在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作品,不能不为艺术家睿智的眼光和超前的感悟所折服。
2、王川《墨·点》(装置、环境)
1990年王川倾其所有,在深圳博物馆做了一个题为“墨·点”的环境装置。作品把室内空间布置如祭坛,以极简手法绘制墨点,解构传统水墨的表现情结,把现代水墨的抽象性推向极端。作品以几何化的单纯的黑色圆形,创造了素洁、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以日全蚀的象征性完成了对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的祭奠,这在当时中国大陆是唯一的公开的有相当规模的观念艺术作品展览。作者把现代主义代表性的极简风格运用于水墨,不是去创造一种个人样式,而是提出一种转变,即抽象水墨从架上艺术向观念艺术的转变。
3、张培力《1990的标准发音》(绘画、影像)
中国的政治波普尽管在国际展览中走红,但仔细分析,其实很尴尬。一方面要投西方策展人之所好,一方面要顾及国内意识形态限制,往往欲言又止,欲说还休,只能借助历史隐喻和组合拼凑,失去了波普艺术利用现成图像的坦率与直接。只有张培力的这件作品,从绘画到影像,最具代表性又最具现实性,最具通俗性又具寓意性。不仅直截了当地切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文化政治生活之中,而且明白无误地提示传媒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困境。可以说既是国际话语又是中国经验的呈现,其艺术敏锐与智慧,为他人所不及。
4、孔永谦《文化衫》(行为)
孔永谦于1991年7月在北京出售他自己加工制作的文化衫。在中国把印刷文化衫作为艺术活动,孔永谦是第一人。作者非常敏感地捕捉到北京市民的文化心态和政治倾向,以司空见惯的政治口号和市民白话为内容,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烦着呢,别理我”,“是上班,还是练摊”等等。作品把中国的政治历史与现实问题波普化,并直接以推销的方式出售作品,其商业性和大众化正是波普艺术引以为荣的特征。结合当时的政治语境,孔永谦以极其聪明和最为巧妙的方式完成了他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唯一一件作品。
5、戴光郁《久已搁置的水指标》(装置、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