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的2005年

从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中国拍卖业虽然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陆续退出一线竞争行列，但总体来说，江湖一直都风平浪静。

行情的变换，加速了拍卖江湖的涌动。

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为控制疫情扩散，上半年国内的所有聚众活动全部被迫停止。艺术品买卖也因此沉寂了一个拍卖季。2003年下半年，“非典”疫情减弱，艺术品拍卖重新启动，大家积攒的热情在那一刻爆发，以书画板块为首的艺术品价格开始井喷式增长。

拍卖公司业绩开始大幅攀升，这其中滋生了巨大商机。

对中国艺术品行业观察了十几年的董国强决定出山开办拍卖公司，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成立北京匡时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而在匡时成立的3个月前，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依靠保利集团的强大品牌和实力，强势建立。资深艺术品行家赵旭出任执行董事，实际操控保利拍卖的运营;而前一年的12月，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拍卖公司也依靠“西泠印社”这块百年品牌而成立，在它之前，原本北京和上海两地的艺术品拍卖竞争，以北京的完胜而结束。北京依靠广泛的艺术资源和鉴定人才队伍等多方面原因，成为中国唯一的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西泠拍卖在杭州举起大旗，成为目前唯一依然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南方拍卖公司。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成立的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和西泠拍卖的掌控人赵旭、董国强、陆镜清(2001年曾任杭州荣宝斋负责人)，都是在艺术品市场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资深行家，与1993年左右拍卖公司几乎清一色的国企背景领导者大相径庭。这些在行业内人脉广泛、经验丰富老道的拍卖公司掌门人，在随后几年中，领导着他们的公司冲击了旧有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格局。

外资拍卖行曲线布局

2005年，北京永乐国际拍卖公司几乎和匡时同时成立，但这家公司显得尤为不同——得到国际拍卖巨头佳士得的商标授权。2005年永乐举行第一场拍卖后，“国际拍卖大鳄终于攻陷大陆”的消息不胫而走，掀起了艺术市场的轩然大波。在国内不允许外资拍卖公司在中国内地开办拍卖业务的情况下，北京永乐的出现，被认为是佳士得在“借壳上市”。

“国际拍卖行抢滩中国”——这在中国拍卖业刚刚有起色的2005年是一个震动整个行业的新闻。永乐举行第一场拍卖后，中国拍卖协会出面吊销为永乐举棰的刘新惠的拍卖师执照，并直接导致永乐2006年春拍取消。但是在经过调查和调整后，永乐拍卖在2006年秋季重新开拍，并且保留了佳士得的商标授权。

在随后的几年发展中，事实证明，永乐并没有因为有佳士得的商标授权而在内地取得太大优势，佳士得是否是借壳上市也再没有人谈起。永乐拍卖总经理董军表示：“永乐拍卖是一个独立的内地拍卖公司，佳士得仅仅对永乐是指导和顾问的关系，就像老师带徒弟。永乐拍卖也是完全参照佳士得的操作标准要求永乐。”

董国强在建立匡时之初，已经对内地拍卖格局有清醒认识。中国嘉德依靠成立时间早和相对完备的管理已树立起优质品牌;北京翰海依托国有背景和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也已有稳固地位;新成立的保利也依托在实力雄厚的国企之上;早匡时成立一年的西泠拍卖，也有“西泠印社”的牌子作为号召力。

那么匡时作为一个新公司靠什么生存呢?单靠自己的经验和人脉显然不够，自己的公司也不可能去挂靠其他事业单位和企业。

“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实力至关重要，”董国强说。于是他想到了在上海金融行业做得颇为顺风顺水的刘益谦。

刘益谦号称“法人股”大王，是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204位，坐拥50亿资产。他在2005年匡时成立之前就在艺术市场上收藏作品十余年，并在这期间和董国强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当董国强找刘益谦合伙成立拍卖公司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2006年，他还投资开办了上海道明拍卖公司。

刘益谦对近三年的拍卖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和夫人王薇被誉为新一代的“封面王”，凡是拍卖公司拍卖图录的封面作品，他们多会拿下。有人称如果没有王薇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购藏，中国当代艺术将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一蹶不振。刘益谦夫妇最近几年每年都投下10亿元左右购买艺术品，这10亿元加上它的杠杆作用(有些作品刘益谦和别人竞买，虽然没买到但是也将最终成交价格抬升了很多)，对整个拍卖市场起到了持续发酵的作用。

经过5年发展，至2010年，赵旭领导的北京保利以91.5亿元的全年总成交额领跑中国拍卖业，而王雁南领导的中国嘉德优质品牌依然屹立不倒。他们两家组成目前拍卖行业第一梯队。温桂华领导的翰海拍卖依然保持着老牌公司的优势，董国强领导的匡时依靠专业和业界口碑紧随其后;陆镜清领导的西泠印社拍卖在南方独树一帜;而北京永乐则依靠佳士得的品牌优势，业绩也在稳定攀升。

陈东升和刘益谦现在依然分别是嘉德和匡时的股东，他们因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而成为拍卖场上的重要买家。

江湖义气还是行业利益？

一如赵旭所言：“竞争并不影响友谊”。这些昔日的圈内人都成为各自公司的领导，在竞争局面日浓的今天，他们还保持着一种“江湖义气”，或者说本身他们就在同一利益共同体中。

董国强说：“不管哪家拍卖行我都会捧场，还会介绍我的朋友去买。”

2011年春季，拍卖市场中出现了一件齐白石巨制《雄鹰图》，这件作品在中国嘉德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而这件作品的送拍者就是刘益谦。很多人疑惑地问董国强，凭他跟刘益谦的关系，为什么不让他把作品放在匡时拍。董国强对《芭莎艺术》说：“首先，我不想让别人说匡时某场拍卖的成功是靠刘益谦的藏品帮忙;其次也是为刘益谦的个人利益考虑，以他和匡时的利益关系，放在匡时谁敢来买?。不管是哪家拍卖公司拍出高价的作品，我都会为他们高兴。”

2009年，中国艺术品早期重要藏家尤伦斯夫妇决定将部分藏品拿出拍卖。这批重量级的作品是各家拍卖公司都梦寐以求的，但得到并非易事。尤伦斯方面提出要在拍前得到高达亿元的保证金，这对拍卖公司是有风险的，如果这批作品没能够超过保证金的价格拍卖出去，拍卖公司将会拿不到提前预付的保证金。当赵旭面临这个两难决定时，他想到找董国强商议，董国强为赵旭四处找寻可能为这批东西买单的藏家，以降低风险，其中就包括他的搭档刘益谦。最终，尤伦斯的藏品在2009年保利秋拍登场，取得了空前成功，仅其中吴彬《十八应诊图》一件就拍得1.69亿元，而出手购买者正是刘益谦。

互相帮助，为私交也为利益。保利2009年秋拍尤伦斯专场的成功，为正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笼罩下的艺术市场清除了阴霾，各家拍卖行均在其中受益。在行业的初始阶段、在行业遇到危机时，聪明的人会意识到：内部要保持相对团结。

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原因的影响，2011年的艺术市场又开始弥漫消极情绪。稍早开拍的2011香港苏富比秋拍成绩平平，这加重了人们担心的情绪。11月16日，董国强在微博上写道：“艺术品市场进入‘维稳’时期。拍卖公司之间，行家之间要和谐共生，这个时候还给别人打枪的就是自杀。”

江湖不只有义气，“武林盟主”的争夺也是暗藏玄机。

从北京保利和北京匡时成立的2005年始，政策的桎梏卸下，中国艺术品拍卖业进入自由竞争时代。在这几年中，伴随着中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艺术品交易中心。2005年至今，除了短暂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外，拍卖公司的业绩是一家更比一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