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国家画院杨晓阳院长请教100个问题 2012-02-10 15:59:20 来源:韩妙第博客 作者:边小宝 点击:
《边缘-艺术》一直以敢说真话、敢于挑战权威而颇受艺术圈读者欢迎。他们复刊第1期上便刊发了一篇质疑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文章,在美术界引起不小轰动,而这一期紧跟着又推出此篇有关中国国家画院及其院长杨晓阳的文章,相信定会引起读者关注的。我在这里转发此文的目的是让广大网友看看双方倒底谁说得有

061问

 

西方没有写意吗?全部往科学的、细微的、理性的分析艺术走了?

 

062问

 

那么,西方的表现主义、印象派、野兽派又是什么?黄宾虹说:三十年后,中西绘画的精神相通。这不正是您所期望的“大”了吗?这是个多好的论据,您都木看见啊!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了解西方比了解我们自己要多得多。比如,美术学院的学生,问他梵高、高更、毕加索是谁,他当然知道。你问他石涛、八大、石鲁、傅抱石是谁,他不一定知道。”(见《中国国家美术》2011年第4期)

 

063问

 

你们西安美院的学生不知道石涛、八大、石鲁、傅抱石吗?美术学院那些教授们整天都在干些啥呢?

 

064问

 

美国考研要考中文吗?

 

065问

 

中国的美院招研、招博却要考外语,而古文竟弃之不考,主观上让我们的年青一代忘祖崇洋。造成这个现状,徐院长不应“打屁股”吗?多年后,中国的实力(经济的物质的)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第二,但文化的衰竭确是事实,一个国家的文化没有产生国际化影响,强大何在?

 

“两百年来,由于经济和政治、军事的落后,大部分中国人在文化上没有自信。”(见《中国国家美术》2011年第4期)

 

066问

 

经济、政治和军事和文化艺术有多大关系?“落后”为何还出了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这样的大画家?

 

067问

 

上述指标“强大”了,艺术就一定能“强大”吗?

 

“但中华传统中美术和人、美术和社会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因为中国人对绘画设定的最高目标是高于西方的,而且是整体的,不是段落的、割裂的。”(见《中国国家美术》2011年第4期)

 

068问

 

这个最高的目标是谁定的?是何时何地定的?

 

069问

 

“高于”的评价体系(判定标准)在哪里?

 

“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美术体系。中国画的概念也很复杂,从古到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现在的中国画,实际上它的观念跟它的手段经常是矛盾的。手段上使用水墨,但这个水墨是传统意义上的水墨,还是作为一种材料的水墨?”(见《中国国家美术》2011年第4期)

 

070问

 

“观念”是靠“手段”来实现的,它们俩怎么可能会“经常是矛盾的”?对水墨的理解偏差能作为它们“矛盾”的依据吗?“观念”、“水墨”这等时髦词一提即非“传统”,传统讲心性、讲笔墨,水墨是材料,笔墨是文化、是生命,不可混淆概念吧?

 

“中国必须发生像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剧烈变化,文化才能突破超过美国。”(见《中国国家美术》2011年第4期)

 

071问

 

你说过以“中国的标准,美国大多数作品不到60分”,那为何还要“突破超过美国”?难道要往下突溜?

 

072问

 

我们的文化目标就是超过“美帝国主义”吗?

 

073问

 

文化也可以向体育比赛那样“你追我赶”吗?

 

074问

 

“剧烈变化”,何其耳熟,不就是干革命吗?徐悲鸿不是革过吗?文化大革命不也砸烂过吗?超美了吗?

 

“相比之下,继承比创新还是要容易。创新更难,面对经济社会,创新是要坐冷板凳的,这种有牺牲精神的艺术家也是最值得敬佩的,在画院系统尤其要提倡创新,为什么?因为画院系统的画家,他们的手段都比较高超。我到画院后,发现全国画院系统不乏画得好的,但是思想不够活跃,学术前沿不太关注。我们画院现在逐渐在发生变化,要把全国画得好的和最具创新的都集中到这里。”(见《中国国家美术》2011年第4期)

 

075问

 

“手段高超”重要,还是“思想活跃”重要呢?如果后者重要,画院是一群怎样的画家呢?不就是吴冠中说的“不会下蛋的鸡”吗?

 

076问

 

“创新”的林风眠、吴冠中坐冷板凳了吗?你说的“创新”就是“胡闹”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孙悟空从石头里“砰”地蹦出来,那也倒出大名了!再说历代能留下来的画家哪一个又是因为搞“创新”搞出名的呢?话不能也不必拆开说。

 

077问

 

为何非要把“全国画得好的最具创新(精神)的都集中到国家画院”

 

078问

 

文化艺术也要像中石油、中石化、电信、铁路那样搞垄断吗?画家们在别的地方创作就不代表“国家”了吗?

 

079问

 

国家画院目前有几个“画得好的”和“最具创新精神”的?

 

080问

 

艺术到底是“圈养”好还是“放养”好?

 

“‘不好’的,或者说过于‘自私’的作品往往引发反感。而在中国,太‘自私’的东西是留不下来的。” (见《广州日报》201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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