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之后国家主席胡**于2007年3月16日签署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一部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法律，从研究起草到最后通过历时13年，审议次数之多在中国立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的基本理论的制度涵盖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出台将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 的立法项目曾遭遇极大阻力，因为这是一个承认私有制合法性的法案，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法案有着本质的差别，曾被认为有政治倾向错误，因为实质上恢复了私有制制度。这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重大挑战。物权法立法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 森Henry Paulson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演讲中呼吁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在民生问题、社会冲突成为普遍问题而所有领域出现的问题都将人们的视线不断地引向“体制改革”、“民主制度”这样的空气中的时候，当代艺术的开放已是迟早的问题。什么是中国艺术家的处境和未来的方向基本上就变得很清楚了。保尔森到中国进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实质性内容好像是金融制度，事实上，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是从制度上的接轨，中国与世界是完全不可分离的。在90年代的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在市场领域获得了空前的认可前，政府和民众对艺术与市场的关系表现出警惕与怀疑，而这些警惕和怀疑的立场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体系、传统审美道德的焦虑。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如何面对“艺术”的道德性和精神性的特征并给予充分的尊重人。艺术市场的真正作用不简单是给艺术家带来了工作与成就的机会，不简单是为投资商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向和赢利机会，不简单是使拥有者获得了长久欣赏艺术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结果。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必导向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世界接轨，艺术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的艺术界与国际接轨，最终导致国家政体和世界接轨。这对艺术界的官方体制如美术家协会，艺术院等等计划经济的艺术制度给予了致命的撞击，因为历史证明了他们的不必要性和存在的不合理性。在国际上举办展览的并获得广泛影响的艺术家大多不是拥有权力的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或官员。当代中国艺术家们对是否参加美协没有丝毫的兴趣。剩余的国有体制与意识形态管制只是一种惯性，之所以这些不合理的体制还在顽强地存在，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的权力阶层和艺术家可以继续享受国家经济与荣誉资源的同时，也利用“市场经济”的路径获取收益进而依此强化自己的权力和荣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集体贪污，实际上是一批强加在纳税人负担上的寄生虫。权力和资本的通融在特殊的范围内不合理地但是合法地运作，这构成了官办体制的进一步腐败与衰微。中国政府看到了双年展所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即把它们变成政府的工具。不仅直接受控于政府的审查制度，还更多地屈从于各级官僚。因此，中国的双年展都很难以引领市场，甚至很难赶上商业画廊的学术性的展览。就象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生命力一样，市场艺术本身比官方机构的展览更具有艺术实验的可能性。按照作品的成交量计算，中国当代艺术家占有100位全球艺术家排行榜中36席。他们从2006年的21%上升到了2007年的31%；由画廊、拍卖行、艺术经纪人、艺术博览会等相关的艺术市场参与者占比例也达到 了30%。画廊、拍卖行、艺术博览会以及艺术经纪人所构成的艺术市场集群，正通过没有官方体制支持的逐步制度化的网络支撑着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这个集群是在与全球化市场接轨的运行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随着市场的发展，画廊、艺术博览会的发展与相应水准的提高也让人吃惊，到了2007年，在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博览会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阵地。至于商业化程度本来就很高的拍卖行，从2005年开始，每年以 50%以上的增长率发展，到了2008年，艺术品的拍卖成交总额已达250亿元。根据Artprice 网站2008年的统计，中国拍卖企业中的北京保利、中国嘉德、上海泓盛、台湾罗芙奥、北京瀚海已经名列全球当代艺术拍卖企业的前十名，其中北京保利以全年成交额折合2424万欧元的业绩排在全球拍卖业跨国企业苏富比、佳士得、菲利浦之后名列第四。博览会的规则与操作模式逐渐靠向国际化，人们不仅能够看到海外画廊的参与，也能够购买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2007年9月，由罗伦佐为首的原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策划团队落户上海，与上海艺术博览会合作，也应该被视为中国艺术展会业国际化的具体案例。最后，私营美术馆正在大量兴起，并承担着推动艺术变化与发展的作用。在官方美术馆的工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代艺术需要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建设美术馆来收藏当代艺术品，资本促使民间美术馆的涌现已经成为趋势。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金钱融为一体到达了让人震惊的程度。现在广大的自由艺术家群体利用金钱或资本的力量摆脱了体制，因此也摆脱了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金钱与资本认作腐蚀制度的工具，然而金钱与资本在经济和艺术上产生了真正历史作用，这种作用势必会衍生到政治制度层面。中国的确正在发生令人震惊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行动。复杂的历史当然导致复杂的现实。党的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在此基础上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报告特别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未来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思路，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七届三次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第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总理布置了行政管理体改革工作，并探索实行大部门制，把国务院机构减至27个。这个过程对中国来说是很痛苦的，原来的计划经济是没有市场行为的，政府面临的问题很多，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自身改革落后，政府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多头管理，交叉重叠，办事效率低，管理方式落后，政府热衷于搞政绩，法制观念淡漠，权力滥用，腐败明显。政府希望用“大部制”的思维来改革和解决现在面临的职能交叉、部门林立、相互指责的问题。这些改革的阻力是那些重叠部门的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些是在过去开放三十年里获得了超额利润的特殊阶层，这些阶层和集团冠以“国有”“国营”的名义，实际上与掌权者的私利有着极大的关系，有的在变革转制中已被权臣们利用职权偷龙转凤地变为私有。这些表象后面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没有摆平这些利益阶层之前，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是，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些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就更加艰难复杂，在党的机构设置方面与政府的大部制重叠，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等尤其值得关注。《政府采购法》的颁布，是针对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贪污回扣现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从外部对其进行监督。实践证明，对公权力的制约，没有人大、司法、公众、媒体等有关方面来有效地遏制政府部门和集团利益，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实际上政府部门和集团利益严重地影响甚至控制着这些监督和制约。大部制改革更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中央要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着眼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下，必须要认识到，“大部制”改革只是形式，而关键应该是行政和法律监管必须完全独立分开，真正与国际接轨，这在中国是势在必行，只是时间问题。与经济改革相仿，中国当代艺术所经历的改革过程对广大艺术家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但近年来中国的明星艺术家已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生活，收获天价、成为有身份的人，亦不断得到掌声和倾慕。但他们的作品中已不再具有叛逆和探索的精神，只是在原有的艺术语言上原地踏步。而没有去表达中国社会与民族不同于西方的多层次特殊问题，艺术自主问题，政治环境问题，民族身份问题以及艺术品的市场环境，商业道德和文化伦理问题，都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艺术家对此应有深入的思考和鲜明的态度，但没有必要为此制定一个统一的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尺度和标准。当代艺术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手段，艺术家与观众需要有对现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共同的关注，艺术家应该拥有合理的场合面对公众，艺术家的语言，虽然有时候可以反讽、荒诞的形式传递的焦虑与创痛，但应该是真诚和有现实意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努力成为国际性的艺术家，作为独立艺术家，艺术家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经历是决定艺术家的个人的发展方向，是创作的资源。“人类”“全球”“外国”“中国”“本土” 的概念需要清晰。现在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艺术家既可以生活在国内，也可以生活在国外；所面对的是国际的文化和市场，享有了更大的自由。与此同时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代言人成为他们职业性特征的一个部分。现在的中国艺术家与任何国际的艺术家一样，是个体艺术工作者(Art freelance)，他们需要市场和客户，需要出售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经验，作品再好也只能束之高阁。在当前大量艺术家充满社会各角落的现实下，“酒香不怕巷子深”已被“好的推销员能把冰箱卖给阿斯基姆人”（终年在冰天雪地里生活的人）代替。所以艺术家有没有销售经验和才能便构成了他是否是一个出色艺术家的重要因素。达利和沃霍都是市场销售的天才，这是构成他们艺术天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全球社会经济在资本的强大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今天，意识形态的争执已经失去了根基。改革开放把个人欲望物质无限制的开发出来。个人选择处在强大资本与丰富的物质中，以利益的目标塑造着自己就成了新的意识形态。每一个艺术家似乎都需要跟上资本运动的节奏。对于社会对内部价值的讨论，为谁服务的政治问题都已不再重要。其实在一百年多前在西方列强侵时中国就开始了一个从封闭到融入适应世界的过程，一开始是被强制的。中国艺术家个人在这种民族性和世界性不确定的思维里很难有归属感，寻求个人的文化身份以及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的个人的存在和经历成为一种不自觉的选择，在非常多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表现到这一点。通过这种选择建立起自我是极其艰难的。然而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个体的动力要发挥在历史上的作用，没有个人物质的欲望是无法想象的。而个人欲望的无限制膨胀把这一特殊的群体淹没在功利追求里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迷津，资本主义在已经通过贪婪榨取把个体的创造力背叛为无可挽回的功利主义追求，中国艺术只能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下调整和适应，全球艺术的功利主义态度已经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动力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