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对中国经济刮目相看的情景下，无论国内外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国家，对于中国艺术家的期望也有了相同的想象。事实上中国艺术家的创造力并不表现在对于理想和目标的追求上，而只是更多的表现在不择手段上，这也是因为不断的求生存而致。中国当代艺术的融入国际艺术界，“策略”是生存的关键。中国当代艺术依靠全球性的艺术再生产的机制在国际空间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已经脱离了社会制度的绊羉。艺术家的表现对中国社会是否有益已不在讨论范围。中国艺术界对未来新的国际空间重组的姿态积极，“上海双年展”利用上海的独特的地理与经济位置力图与国际艺术的工作链整合，上海双年展重要的国际策划人和批评家法籍华人侯瀚如自1994年芬兰的“从中心出走”展览，1997年英国伦敦的“巴黎人”展览，接下来，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墨西哥的“国际摄影双年展”和另一位著名策展人汉斯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在全球7个国家巡展，每到一地，都结合当地创造一个版本，仅此一个展览，侯瀚如就调动了全球超过140位艺术家。可惜的是侯瀚如所策划的“上海双年展”的独创性在最近的两届国际双年展上却还没有看到什么新的方向。这个独创性被解释为对艺术和艺术体制的不断解构工作，他认为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中的一环。不过至少上海在这一环上融入了世界，无疑是对上海的国际化身份的认可。遗憾的是相应的艺术体制没有跟上，尤其近十年来，一切都处于某种混乱中，国际展览所选择的中国上海这个场地，并未体现出本地百年实践的经验和贡献。中国历史上有过特殊的展览空间，中国现代艺术家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在中国以前的经验中就很少有国际性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经验。艺术界的独立活动大多在非自由的动乱的社会空间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侯翰如和很多其他策展人的努力工作是对中国艺术国际化的最好贡献。虽然许多批评家维护“本地”的独立性，但这仅仅证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局部的主人，欧美还是还是中心。这种寻求狭隘的局部领域的独立性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当代艺术中越来越多地呈现中国传统笔墨资源中转换出新型艺术，自1985年起，作为85新潮的逆反和补充性艺术形态，一直伴随着风起云涌的、激进的、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的艺术潮流而生长。无论作为对抗社会的和政治内容的艺术样式，仰或是对全球化中的异国情调提高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已在本世纪初期蔚然成风。中国水墨画把自己特殊媒介的实验性和历史形成的文化绑在了一起。但是对这种目标的追寻和实验意志，水墨画在今天的价值是值得讨论的。某些特殊的技法和方式对于今天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当代文化层面上我们怎么利用和发掘这些价值，而不是把自己包裹在传统历史中去捍卫某些即定的或已经失去作用的价值。我们不会忘记在文革中江青大搞样板戏，避开当时的政治因素，把中国传统京剧与西洋交响乐揉和，用芭蕾形式来表达民族的题材，不妨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现在中国画表达抽象，就是用京剧演绎天鹅湖，卡门，民乐演奏交响乐曲，难度是存在的，但是创想是大胆的和有新意的。传统笔墨要迈进当代必须先迈出历史。是一种全球化中的身份形态，把水墨当作当代的一个元素而加以利用，譬如作为“新型抽象艺术”使其超越了文化和地域的限制，进入到某种共享的全球文化价值里。中国当代艺术通过这种超越在全球化里被表现了出来，并且成为全球化中的一员，把西方认同感化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自我意识。进而能不能在全球化中表现出色将决定中国艺术的价值和命运。社会和艺术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艺术的发展，就象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循序渐进。中国当代艺术是在被压抑和逆反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主体内部的调整疗养和修复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参与或者被代表显现为身份领地的扩大，或只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一个身份样式就已经得到满足是不足为道的。中国艺术需要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并非简单的西方化，也不是直接的本土化。中国当代艺术要进入世界当代艺术，必须在艺术创造的媒介手段、结构 功能、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获得观念上的审美现代性和当代性。这是三十年中国艺术在历史经历中得到经验。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民族身份和在当下政治环境中的艺术自主以及艺术家面对市场的压力和西方艺术家所面对的完全不同，中国艺术家应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人类文化史上出现过各种不同的艺术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关于标准与尺度，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它是如何形成，由谁制订和何时发生作用的，是在艺术创作行为之前，还是之后， 是国家为艺术家制订的行为规范，还是艺术史家从已有作品中归纳的历史认知，为了便于识别艺术作品的种属和艺术家的艺术思潮与派别而归纳出来的理论知识，这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而各学者流派的诸家标准和评判尺度不尽相同。但是在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德国希特勒政权和前苏联斯大林政权，中国文革时期，对于艺术以严厉的国家机器，权威的法庭的裁决，强制艺术家必须执行的艺术标准，表面上都是冠冕堂皇地以国家、人民、民族的名义，向“腐朽堕落”的历史传统宣战，实际上是为极权效劳。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经常耸人听闻地发宣言提口号，这是艺术家张扬个性的表现，他们对宣言、口号的热衷和艺术史家对他们的宣言、口号的重视，有时超过他们的艺术作品。这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只能由独裁者来制定的艺术标准和评判尺度，作为政治纲领组成部分。这些明确、统一的艺术标准和评判尺度的灾难性经验，艺术标准不容置疑的程度与它对艺术创造活力的作用成反比，这早已进入历史而毋庸置疑。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中国建国以来艺术界也由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了统一的标准与尺度，这些标准与尺度的权威性，含义的确定性以及解释的垄断性和无所不及的效力范围，与德国和前苏联何其相似。当代艺术首先是人类多种文化系列中的一种艺术形态，其标准与评判尺度与政治、宗教、经济、军事不同。谈论当代艺术不能脱离艺术的一般性质，艺术家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不必强求一律。给当代艺术制定统一的标准，则如同历史上极权者所为，会把艺术的创造性处于死地。中国当前美术界为艺术制订标准和尺度的呼吁，好像反映着一种善意的焦急，在目前当代艺术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希望于明确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以改善当代艺术的生态环境。这是杞人忧天，是习惯于规范和理性思维的局外人为当代艺术圈内操心过度。当代艺术就像是市场经济一样，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概念来规范，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不容置疑、不容反对的精神就是自由。中国艺术史上的标准和尺度，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对以往画家作品的品鉴归类，另一类是画家个人的艺术心得或者理想与感慨。这些文字在当时无关宏旨，没有人拿它来作为艺术行动的指南，几百年之后才有追慕者将它们发挥为一种人格表率和文化理想。如果把当代艺术作为一种“系统”，为它建立一种模式，必然造成僵死的系统组织和模式，使丰富多彩的艺术单一化，标准化，这与艺术的本性相悖，使当代艺术窒息。一个至高无上的，永远正确的，无可辩驳的标准和尺度无论对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和艺术都是不可行的，这等于无视社会的发展和其活动的复杂性。在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活动，不管在当时在强大的势力下被冠于如何崇高，正确，伟大等等的美名和强制地逼迫人们实施，事实上人对于世事的认知是逐渐发展的，很多当时毫无疑问地认为正确的知识现在已毫无疑问地认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设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永远正确的，无可辩驳的标准和尺度。艺术理论家对当代艺术的历史时段特征和形式、语言特征，思潮、情感、风格、语言、样式和不同观念的差异，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各个历史时段的艺术的基础特征，艺术家也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不可能千篇一律。

目前，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着新的挑战，世界问题的中心已经从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向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博弈，国家民族之间制度规则基本的原则性，人类共同价值观具有其“民族”与“国家”问题的历史性，一个国家的政治与人权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下由民族的理性随着改革的进程要得到解决，如何应对这些复杂的民族与政治问题问题成为每一位艺术家的难题。中国当代艺术的出发点已经从意识形态的冲突转移到了文明或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中国如何以中国本土的学术与经济力量，来创造一个真正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系统，而不被西方的力量所左右。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和理论家们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努力追求和奋斗。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