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尽管此次会议遭遇了不少质疑和非议(见注3)，但客观说，并非如有些批评者所言的失败和没有意义。至于主题是否成立我们姑且不说，至少从专题报告和现场讨论看，此次会议还是带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不消说，比起我们时下习以为常的无根游谈和简单表态来说，这些论文都是认真思考的结果，现场讨论也是就事论事，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

第一部分“革命—改良与传统”主要是关于“1911-1978年间中国绘画中的传统意识”的讨论。从七个专题报告[4]和现场讨论情况看，不论问题的倾向性，还是方法论的探索，建国前的问题与建国后的问题的侧重还是有所差异。整体上看，涉及民初以来(近代)的问题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文化与社会;而论及建国以来的问题的时候，则几乎一致地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展开。这当然也的确反映了历史的事实。问题就在于，近代以来(建国前)的美术与政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建国后的美术在文化、社会层面上又有何体现呢?这是其一。

其二，或许是因为各自侧重不同所致，在讨论近代文化、社会及绘画的时候，更多诉诸“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左不右”的灰色地带(如罗志田所谓的“过渡时代”和“读书人的困惑”，杭春晓所言的“温和改良”，王南溟所谓的中国画从写实到抽象的演变逻辑，包括林似竹所提出的“抽象新语”等);而在论及建国后的革命美术时，这一灰色地带似乎自然地消失殆尽，只剩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左右两翼(如万新华对于革命画家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同情与理解”，以及与之相反的杨小彦、段君对于革命绘画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揭示和潜在的批判，包括孙振华提交的关于廖冰兄绘画研究的论文就以“批判还是顺从”为题)。如果说建国前除了革命还有改良存在的话，那么建国后(改革开放前)是不是只有革命了呢?尽管罗志田认为近代以来读书人身上的焦虑与困惑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问题是，这样的困惑与彷徨又是如何体现在建国以来的读书人特别是那些革命画家(如傅抱石、黎雄才、尚丁等)身上的呢?或者说，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困惑与焦虑?

其三，不论是历史叙事的态度和立场，还是现实的体认与反思，作为美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最终要回到方法论的层面。在讨论中，关于形式分析的反思(杭春晓)，文献版本学的争论(彭德、王南溟)，图像与文献的有效衔接(杭春晓、杨小彦、盛葳、付晓东)，艺术史与历史(社会史，政治史，或文化史)的关系(盛葳、顾振清)，以及具体概念的翻译和界定(罗志田、林似竹、彭德、杨小彦)，乃至中西方法论之间的区分(杭春晓、杨小彦)，等等，虽然都是“无果而终”，但由此却揭示并凸显了几个更为根本的问题：1)问题与方法的关系，即到底是方法决定问题，还是问题生产方法?2)在方法论层面上，美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的区分何在?如果说美术史将作品作为历史的证据或史料的话，那么美术史研究还要不要对美术作品的好坏、优劣予以判断呢?3)从问题感到方法论，二十世纪美术史的梳理对于当代艺术反思的意义最终体现在哪里?是艺术语言本身，还是文化思想传统，还是政治意识形态，抑或其他?这是两种(或多种)截然不同的视觉生产机制，还是共享了几乎相同的视觉政治逻辑呢?……

或许，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成立，甚至可以说，这些都是最为基本的核心问题。正因如此，在接下来第二部分“前卫—实验与传统”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传统意识”的研究和讨论中，我们发现，这些问题还在延续，而且还带出来一些新问题，限于篇幅，只好另文专述(见《前卫—实验与传统——“溪山清远”：百年中国美术与文明史叙事(1911-2010)学术研讨会暨2011·第五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综述[Ⅱ]》)。

[注释]

--------------------------------------------------------------------------------

[1] 2010年9月22日，我正在北京参加由巫鸿、朱青生、黄专先生策划、主持的“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吕澎先生致电邀我参与2011·成都双年展研讨会的学术工作。承蒙其雅意，加之自己当时就相关问题略感兴趣，也有一些初步的思考(参见拙文《实验水墨中的“书写”：“道统”话语与思想史叙事》，以及笔者的博士论文《理法与士气：黄宾虹画论中的观念与世变(1907-1954)》)，于是欣然应允。此后，经过数次讨论，确定了会议主题、规模及拟邀学者名单。我们最初拟定的会议基调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再反思，通过与传统的关系这个角度(因为长期以来，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思考始终停留在中西关系的框架内)，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美术史演变的内在理路。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它并非成都双年展的展览研讨会，至少在学术上它是相对独立的。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批评家年会的介入，主办方改变了最初的计划，通过与年会组委会(组委会成员包括[*以姓氏拼音为序]高岭、顾丞峰、贾方舟、鲁虹、吕澎、皮道坚、吴鸿、杨卫)的协商，又进行了调整。具体参见贾方舟先生就有关情况的具体说明。另，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发言速记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2] 会议召开之际，《“溪山清远”：百年中国美术与文明史叙事(1911-2010)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吕澎主编，四川美术出版社，2011)和《观看与思想：视觉研究与艺术批评——2011·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文集》(吕澎主编，四川美术出版社，2011)同步发行。但因编辑时间仓促和校对人员的专业所限，两本文集存在诸多编校错误。在此，谨向诸位作者和读者表示歉意!

[3] 此次会议在召开前后引来了各种质疑和批评，甚至还夹杂着“失败”、“绑架”、“强奸”诸如此类的“惊人之语”。不过，这些并不重要，大多说辞还是停留在对于会议动机、形式等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的盲目猜测和简单引申，并没有在学术层面上针对会议专题报告和提交的论文中的具体问题提出质疑。也正是因此，我有所怀疑，这是我们没有能力进入问题，还是有意地回避问题?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批评界，情绪依然大于学理，姿态还是甚于理解。我们无法(或许是无能)平心静气地直面问题，就事论事，习惯了无的放矢，空中挥拳，甚至，有的还不时干一些鸡鸣狗盗之事。争论情况详见中国美术批评家网和艺术国际网的相关专题。

[4] 除了这七个专题报告，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还有陆蓓容的《〈丑簃日记〉里的吴湖帆》、郎绍君的《读齐白石手稿》、陈默的《在逆境中愈挫愈坚：林风眠的现代人格》、颜勇的《美术入华：以艺术进化论为名》、胡斌的《西画东渐、国画“自觉”与“体”“用”之变——读苏立文的〈东西方美术的交流〉的几点思考》、鲁明军的《文士之辨：黄宾虹画论中的观念与世变》、贾方舟的《从建国时期的画坛体制和社会环境看传统意识的断裂与衔续》孙振华的《批判还是顺从——廖冰兄在二十世纪面临的问题》及顾丞峰的《“写生”观念在中国的衍变》。因会议规模所限，无法安排上述几位做专题发言。论文见吕澎主编：《“溪山清远”：百年中国美术与文明史叙事(1911-2000)》，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1。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