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抽象艺术与书法或水墨画的碰撞，当代艺术家从许多不同的方向上找到了抽象的途径。而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如九世纪的画家王墨醉酒后方才泼墨;两个世纪后的择仁(十一世纪初)同样也在酒醉后将毛巾沾上墨在墙上挥洒。两者均以无意识状态下形成的痕迹作为绘画创作的开始，再进行适当的修改而完成其艺术作品。可见，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与古代似乎没有什么区分。换言之，当代还在古代的延续中，至少古今之间并不对立。正是因此，林教授对抽象艺术在当代中国充满期待。她说，与西方一样，“中国也具有丰富的关于抽象的历史，而通常将过于细致精细的描摹视为缺少艺术修养的表现。无论是否和西方抽象艺术相融合，中国艺术史上都存在着一片沃土，滋养着新的抽象艺术的发展。通过对抽象艺术丰富且细腻表现力的不断深入理解，当具象艺术无法承载人们不断增长的个人化的思想和情感时，抽象艺术将兴盛于中国。”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史系教授皮道坚对林似竹的发言进行了评议。皮认为，林似竹演讲的题目是“抽象新语”，英文的意思是“新的中国式抽象”。作为一个西方人，林对中国的抽象艺术一直都怀着极大的兴趣。联想到罗志田在演讲中谈到的今天我们还处在“过渡时代”，那么，我们一两千年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我们习惯用外在标准评判以前的东西，罗岗在评议中也讲到了这个改变。用外在的标准评判我们正在发生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抽象艺术这个词本来就不是中国艺术里面的词，我们的抽象艺术是引进的，抽象艺术在西方来说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格林伯格认为抽象艺术是最理想的艺术，那是因为格林伯格认为绘画的媒介是平坦的表面，颜色、材料等决定了绘画的基本特性。

皮道坚指出，林似竹发言中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艺术的束缚。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正是这些抽象的新语，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里，她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现当代艺术，而西方人又是怎么看的。其次，结合此次成都双年展，他认为策展人吕澎先生的意图是想把当下和传统联系起来，把传统和世界联系起来，希望亚洲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的问题是，亚洲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中，更好发挥它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统、道统如何和今天的社会真正发生有效的关联?

在接下来的自由讨论环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针对罗志田的发言首先提出，如果“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仍然存在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的话，那么，这就涉及到现代教育制度的转型问题，包括实用型与非实用性人才的区分。比较复杂的是，比如法学，表面上是依赖于一套实用的程序或技术在运作，但实际上背后还是有一套公正、平等的价值在支撑。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与信息的时代，有没有一些能够转化的成分，促进人们精神的塑造和观念的转型?技术是不是永远是形而下的?

罗志田认为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通的。他说，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感觉是每个人的思考取向是不一样的，实用的人第一问题就是要有用，可是他又认为，如果你不讲实用就是无用，有用的人和无用的人在一起，认为这一群人的免疫力不行。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树立有用和没有用。说到现代大学教育怎么培养人，到底培养什么人?有一段时间，县长指示就业作为评估指标，现在每个大学最怕的就是评估，可是如果以就业为目标的话，那么这绝对不是要培养人才。律师也是。大部分的律师不会把什么公正、平等这些作为前提和目的，律师最讲程序，公正前面先加一个词：程序，所以只要程序合法，他也为坏蛋辩护。现在法学院，不做律师的都比较惨一点，没有太多收入，所以百分之九十的老师都有律师执照。

紧接着，殷双喜又提出：清末转型，詹天佑修铁路也是救国济事，应该也是一种积极实践?

罗志田认为，说到转变，就直接体现在政府身上，以前的政府是不作为的，中国当时的政府是自由主义的，用西方主义来看是小政府，根本就不作为。现在不作为是一个错误，如果不作为可以治你，必须有一条行政法规来约束。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赋税跟全世界比起来是非常低的，教科书上写军阀预收了五十几年的税，全世界预收三年税就革命，收五十年大家抱怨一下而已，居然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可知原来的赋税多少。外国进来了，你要跟它打仗，你要建设，你要修铁路，你要建轮船，什么都要钱。仔细去看清政府，其实是蛮可怜的，它的政治伦理并没有改变，它要做所有这些，就是想很快变富变强，因为马上就要打仗。了解清末新政，你要看它做的每一样事情，其中第一件事情真的做了，就是办学校。显然，不作为是不行的，现实要求它作为。于是，便不断派一些人去国外学习，后来就产生出一批能人，包括詹天佑。

中国艺术研究院杭春晓副研究员针对罗志田的报告，提出罗发言中有一个概念“新中国”，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文人对社会形象的一种描述，是人对社群的一种想象和建构。说到“去经典化”，实际上中国的经典包括对经典的阐释，整个一套方法当时都已经完成了，所以，经典是对传统社群构建方式的一种表述。不论传统文人，还是知识分子，不同的表述构成了我们对于社群的不同印象和认识。比如民国初年到民国二十多年的这段历史中，家这一社群方式在乡村里面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传统的社群方式并没有瓦解，倒是文人群体先行瓦解，这里面便存在着很多细节和冲撞。那么，问题是，这样一个社群依然存在，为什么基于知识分子的植入性描述导致文人的瓦解反而会先行发生呢?尽管报告提到“过渡时代”的含混和内在的冲突，但关键是，当传统社群也已瓦解，读书人对于世界的描述也还没有被构建出来的时候，这个过渡会指向什么?这个过渡是与中国有关系的过渡，还是与中国无关系的彻底过渡?比较悲哀的看法是不是“去中国化”?

罗志田回应，对于近代读书人来说，当时就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什么正确的东西全部没有，如果有是在外面。很早的时候，郭嵩焘就到英国，以前追究的人理想都体现在半神话的三代，中国人认为最好的社会是在三代，那三代就是对现代的批评或批判或修正的表述。问题是，三代并不一定真的存在，那可能是一个想象的三代。准确地说，这样一个三代实际皆是经典的阐释，包括我们社会要向什么方向发展，人类应该怎么生存等。到郭嵩焘那时候，他已经在英国发现当时的英国就是三代之治。其实，这已经是一种思想方式的转变。如果英国代表三代，基本上可以说美好的社会其实是就在西方。如果这样照着西方走，那么我们不就可以实现三代之治了吗?历来表扬帝王的都这样说，比如清初李光地就说康熙是比尧舜还好的皇帝，三代在这个时候已经实现了。显然，此时我们发现关于三代的判断标准已经不同了。后来跟着西方有一个想象的中国，同时国人对外国也有很多想象。一旦这种想象变成了制定政策的基础，就会比较危险。所以导致后来很多问题不能解决。除了刚才说的结构性的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以外，有些人开始重新思考自然，重新思考社会。当时立法院就考虑到家庭，因为家庭是人类基本的单位，已经有两三千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作为人类基本的组织单位。把这个拿来在法律程序上是从最基本的层面重新思考人类怎样在自然界生存的一个表现。没有成功是另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是重新思考自然的体现。读书人对乡村有两种看法，到清末改变观念以后，一部分人还在那寻找自然和纯真，只有乡村还有自然还有纯真，我们要到那去。另一部分人认为乡村是落后的。但实际上南方有很多农村其实蛮富裕和先进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是还保留自然和纯真的地方，一个是落后，愚昧的。农村就是这样被读书人误解和向往的综合的地方，因此也是最值得重新思考的。至于过渡的方向，他没有答案，他认为现在好像大家都坐在速度很快的火车上，有轨道可是没有目的的方向在跑，这大概是目前中国现状比较形象的描述。但是传统的在这中间，至少是可以作为采取的立场资源。传统里面，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重新思考，应该拿来给我们重新解释，有没有可供我们过渡的自然资源，到底怎么过渡。我们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