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文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学等学科都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公共艺术在当代中国的概念、机制、设置进行学科理论的建构与项目实践的探索。由于公共艺术是西方公民社会发展成熟的产物，在特定的公共理性、公共空间的语境中孵化、演绎，因此公共艺术的概念移植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土壤必然存在着严重的“水土不服”，产生诸多的问题。

公共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概念，是社会学意义上第三次艺术的社会功能转型。艺术的第一次现代转型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实现了艺术的人性化，通过转型消解了教会统治的神权土壤，建立了人文意识与理性精神，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末尤其是二十世纪初，艺术实现了第二次转型即艺术的政治化，在大众媒体与现代印刷业发展的基础上，政府与政治集团开始利用艺术进行政治宣传、政治欺骗甚至政治迫害，最终实现其政治目的。纳粹政府与苏俄政府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在组织机制、资金设备方面的投入不遗余力，如斯大林时期的《列宁在一九一八》首开了电影的政治化功能；目前的公共艺术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萌发的艺术的公共性转型，其特点是公民社会的成熟，与之相对的则是政治的淡化与政府的解构，从哲学角度具有后现代的倾向。

在公民社会的背景下，对当代公共艺术的构成有三个公共结构系统，分别为公共空间、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公共机制。

首先，公共空间并非单纯环境艺术学科意义上的开放、互动空间，它的核心是公共理性的培育与交流场所，是社会学所指的“场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理性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代表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人的空间里，主导的人物是领袖、干部，主题活动内容是宣传、教导和报告，其实只能称为“公家空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只是在虚拟网络中具有某些萌芽。

其次是公共知识分子，它的定义在中国还处于模糊的语义地带，按照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Ａ·波斯纳所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担任“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他们独立、批判而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基本都属于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具备公共知识分子的属性。况且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已经成为目前的一个雷区，甚至南方报业集团已经明文禁止“公民社会”这个词汇。

最后是公共机制的问题，从目前国内所有的公共艺术项目进行分析，其背后均为政府权利机制，组织机构的设置、社会资源的配置、项目方案的审核、艺术审美的反馈等所有环节均不具备公共性，如国内近年最为著名的某大型国际活动，其主题场馆的设计宗旨完全服从领导的“中国元素百花盛开”的八字方针，并且在与设计师沟通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不唯群众、只唯领导的指导思想。

因此，当代中国完全不存在公共艺术所应具备的公共结构体系，在不存在公共艺术基本土壤的情况下，国内的公共艺术却呈现出国外发达国家所罕见的繁荣景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完成了无数的“公共艺术”项目，同时都不具备公共艺术的基本特征，只是作为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打造所谓的“城市名片”等等。实质上，国家不等于公共，中国大多所谓的“公共艺术”只可以称为“公公艺术”，体现的只是权利的意志和政策的宣传；众多艺术院校则开设了世界各国都不存在的公共艺术专业，公共艺术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与机制，根本无法嵌入学生本科阶段的课程，事实上，国内各公共艺术专业的课程无非就是壁画、雕塑、环境艺术等基础学科的课程，只不过换个抬头而已。

就公共艺术概念进入国内二十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分析，经历了从被动误读阶段到主动误读的两个阶段。被动误读阶段：公共艺术概念进入国内之初，正逢国内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发展之后呼唤文化繁荣，各级政府需要文化打造自身形象、渲染政绩，因此艺术大量进入各地区的楼、堂、馆、所，首都机场壁画为典型案例，很多艺术家也在此期间捞到第一桶金，同时他们将公共艺术错误理解为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于是将从事的商业行为上升到先进学术理念的层次，极大鼓舞了自身的热情，迅速推动了“公共艺术”在中国院校、社会的繁荣发展；主动误读阶段：随着对公共艺术理念的深入理解，国内大部分学者、艺术家发现了存在的误读，但是在商业利益与学术成果的驱动下，对国内公共艺术的误读并没有刻意纠正，而是主动将其纳入了中国特色的范畴，打造了一套符合国情的“公共艺术”理论，作为进行商业交易的学术门面、与政府进行项目合作的对话话语；二十年来“繁荣”的中国“公共艺术” 除“深圳人的一天”具备一定的公共元素以外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案例。

我们可以比较两个国外经典案例，从而进行公共艺术的界定。

一个是日本横滨黄金町艺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