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华：我2006年来到云南，从此介入到云南当代艺术的各种活动中，策划展览、撰写评论、邀约访谈、考察历史等工作做了很多，也因此与大家建立了良好的信任，互相支持。到昆明的第二年我就策划了在重庆坦克当代艺术中心感觉艺术空间举办的展览“昆明进行时”，参展的主要是70后艺术家，赵光晖是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位。他的雕塑充满生命的张力，普通机车可以在他的手中变得有血有肉，灵动而又不失钢铁般的质感。他爱车因为懂车，激情澎湃时的旋转飞驰，报废锈蚀后的凄凉无奈，正是谱写生命的激昂悲歌。第一次展览筹备会议是在他位于昆明汽车厂的工作室小院里召开的，那天下午来了很多人，打牌、喝酒、聊艺术，是我今生最难忘的一次派对。也正是那次，我认识了聚集在昆明的几乎所有70后艺术家。展览方案当天敲定，因为他们对艺术那份最朴素的激情感动了我，他们渴望通过展览与外界交流的殷切更是不允我拖延。

展览于2007年8月开展，进行得很顺利，做了画册，发了媒体，还取得骄人的销售成绩。同样是西南艺术重镇的四川美术学院以及它的观众，在这场展览中真实感受到云南艺术那不折不挠的原生力量，他们可以在作品中嗅到自然生态的气息，自由的无规则的气息，更浓的是那种蓝天红土孕育出来的生命本真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是追求时尚的重庆所缺乏的。同时，展览更值得庆祝的是带出一位80后的艺术新面孔荀贵品，他的勤奋好学让我们感动，相信只要给他充分鼓励一定会有所作为。

同年11月我得到一次去北京今日美术馆工作的机会，就借机北上学习。差不多同时，薛滔等早已漂进北京的云南艺术家，为身在昆明的杨文萍、茅以芸（已逝）、吴以强联系好了工作室，他们三人也在我之前到了北京。2008年赵光晖也来了，之后陆续有云南年青艺术家来了又走，苏亚碧也因参加展览在北京短暂逗留过几日。在北京忙碌而充实的编辑生涯中，他们成为我在北京的亲人，每个周末都会见面，经常受到他们的照顾。看着他们在北京的境况一天天好起来，我发自真心地欣慰与高兴。可惜我早已爱上了云南，四季如春的气候和云南人骨子里的憨厚深深吸引着我，于是2009年初我返回了昆明。

当我再次回到昆明，能让我感觉到云南当代艺术的青春气息的反而是一群80后艺术家，70后的身影渐渐稀疏，一部分同伴的离散导致他们更加艰难的各自为战。相同的年龄让我与这些80后的师弟、师妹很快成了好朋友，与他们一起故作老成地谈笑风生，聆听他们彻夜不眠思考的艺术问题，欣赏他们对世界淳朴地描绘方式。相同的成长背景，坚定的艺术信念，使他们不谋而合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出生在山野的怀抱，对自然是如此熟悉和亲切，但他们又不得不在信息发达的都市谋取艺术创作的资本。生性的单纯遇上城市的繁杂，绘画是他们得以表达的最安全、最彻底的方式。

转眼又过去了三年，这三年中我参与的基本都是普艳、孙瑾、马丹、管赛梅、荀贵品、陶发、李瑞、苏斌、刘仁仙等80后艺术家的活动，缘因这些活动都生发在云南，在我的周围。按照通俗情感理论的推断，他们也难免一些“痛”。当其他地域内的艺术家在逐步培养起的本土收藏空间如商会、企业、政府机构的支持与呵护下减压顺进的同时，他们可以共享的只有团队自身在艺术创造中的不断突破。“云南种子”、“过桥米线”、“圭山看台”这些带有明显地标性的题目成为他们推荐自己的主要方式，这样的开始注定会使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特征有所损失，尽管每个个体的个性客观存在，观众的印象先行往往会使他在步入展厅之前就已建立了共性关联，同样抱着整体性经验离开。在相互砥砺中成长的彼此，面对一些相似的生存体验偶也做出一些近似的表达元素，而年复一年的知己情愫与独立情感系统的树立不构成矛盾，由个体生命经验观照到世界理性观照是艺术家蜕变的必然过程，也是他们进步的导向。

70后学长也偶尔参与这些活动，但接触越发少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出去后与云南的关系渐渐疏远，但不是感情上的疏远，只是机会多寡的问题。70版也好，80版也罢，他们都是云南的种子，共同传达着云南艺术永不褪色的生命意识与自然关怀。所以，我一直在寻求让他们再次同台的展览机会，为线索完整的文本研究构建最坚实资料平台。也希望通过此种方式的展览，支持对更多问题的探讨，诸如同一方水土滋养的艺术家，为何70后艺术家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的主动出击，而80后艺术家驻扎在这里更显得游刃有余？是市场机缘的问题，还是语言方式的问题？

苏亚碧的耐性投入使时间放弃了对她的催促，一丝丝饱含心血的打磨渗透进作品的每条肌理，对生命记忆点点滴滴的揣摩精确描绘出微观人生的真实缩影；普艳将茫然城市绘制成儿时玩弄的积木，乡土元素的潜意识汇入打破几何逻辑的游戏，释放生命，追忆田园温情；薛滔总爱无伤风雅地开开玩笑，秉其性格的作品也爱含沙射影，欲盖弥彰的扭曲反而更影射出事实的厉害；陶发似位因酗酒犯天条被打入人间经受三道轮回之苦的神仙，性情本真，无论生逢何种境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总能在酒的幻境中为自己营造一座情感升华的家园。刘仁仙不比陶发逍遥，可也颇显洒脱，躁动的年华却沉浸在生命如斯的静态关系中，居室一角的物品杂陈，花园一隅的生机恣意，他笑看一切，却从不游戏，关键在于他掌握着物事与人世的转喻哲学。荀贵品尝试了现代艺术史出现的诸多风格，可每一次的投入又牵引他走向下一次的思考，终发现艺术和美的真实，遂倾注于追求时空结构的色彩抛洒……

不管是对外在形式的着意刻画，还是对生命品质的尖锐探讨，他们都在排除自私的杂念，只为创造有意味的艺术作品，承担更多文化责任。而究竟什么是文化责任，什么是有意味的作品？这个问题需要和我们共同的良师，同时也是在艺术道路上经历了披荆斩棘的磨砺的艺术家毛旭辉来交流，是否有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指引我们走向更深远地思考。

毛旭辉：这次把70版和80版的艺术家联合在一起办展，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早在2001年昆明创库创立之初，这些70版的艺术家就开始活跃起来，积极参与和组织了一些在云南当代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如2002年的“体检”、“羊来了！2002云南青年艺术家自选作品展”、2004年的“焦虑与保留”、2005年的“双城记十二位艺术家笔下的梦境与现实”。这些活动我都亲身参与了策划，也写了不少文章。70版的艺术家在当时还是创库新生力军，还没80后什么事，那时很多80后的艺术学子刚刚读大学。然而2007年以后，大部分70版艺术家陆续去了北京，比如薛滔、史晶、和嘉、杨文萍、吴以强、茅以芸、赵光晖、姜静等，还有选择出国的像张琼飞，只有一小部分坚守在昆明，如赵磊明和兰庆星等。他们出去后，70版艺术家的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从此要面对单打独斗的生涯。当然，他们出去后的情况有好有坏，其中有不少艺术家与知名画廊签约，也参加了不少重要的艺术活动，但我始终觉得他们没有为当代艺术提出某个清楚的概念，反而造成文化归属感的缺失。

也是从2008年开始，80后的学子学成毕业并崭露头角，为云南当代艺术创造了一个新活跃期。2010年4月在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举办的“我的风景，我的乌托邦”， 5月由吕澎策划的“改造历史中国青年新艺术邀请展”，9月在北京对话空间画廊举办的“过桥米线：云南年轻艺术家作品展”；2011年3月由索卡艺术在台湾举办的“云南种子云南艺术家群展”，10月受成都双年展邀请举办的特别邀请展之“圭山看台云南当代艺术特别展”，80后艺术家在这些展览中脱颖而出。短短三年时间中，他们分别与上海红桥画廊、台湾索卡艺术、台湾秋刀鱼画廊、北京对话空间、新加坡斯民艺苑、成都凯画廊以及云南本土的一些艺术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云南这个80后的艺术群体与自然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绿色是他们作品中体现的共性特征，我发现并推崇这种在当代城市生活中具有文化价值的特征，并在推介他们的作品时把它称之为“绿色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完整体现并确立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所能做的是向社会宣布这一发现，以此鼓励他们重视这种共性经验，继续深入，不能放弃。此时，他们需要吸取70版的经验教训，当我们还相对弱势和稚嫩的时候，更应该依靠整体性的力量去突破，建立完整的语言体系或文化体系，而绝非单打独斗，否则还会面临找不到文化归属感的危险。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艺术史经验，诸如整个“八五思潮”，就是靠这种群体性的力量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革，改变了新时代的文化面貌。当时的群体热，其实就是各个地区一些亦师亦友的艺术青年联合营造的个性语言生态。艺术群体在全国各地相继冒出，才奠定了今天当代艺术的基本格局。在中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下，这种经验会延续和保留下去的。

与70版不同，80版艺术家的成绩都是在云南本土建立的，他们没有冲向北京，也没有想过去北京。特别是他们在成都双年展期间的出色表现，彰显出集体文化氛围的优越感。尽管给文化做定位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找不到归属感的文化方式必定是可怜的。所以，我很期待通过这个展览能帮助漂流在北京的70版艺术家们重拾文化上的归属感，通过这个展览重温家的感觉。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他们，我希望他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不能仅仅致力于个人的成功，而是回到自己成长的文化根部，承担承接和发扬这种文化的责任。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对人类艺术的贡献。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文化承担感，内心忽视文化认知的重要性，我会很失望，真的会很失望。那样一来，我会认为这几年的努力全是白费，只是单纯地为学生解决了生计，帮他找了一个东家而已。但我相信他们不会令我失望，他们一定能够真正继承起“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开拓和进取精神，使西南艺术和整个当代艺术的生命力量延续下去。我们现在的生命阶段已经找不回青春的愤怒状态，并且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现在正是你们这批年青人去承担的时候。如果你们都不去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继承还能去指望谁，期望谁呢？文化传承其实是靠民间力量，我们更不能指望体制去取代自己的责任。希望他们对此有明确认识。

正如这次展览的另一个出发点所言，他们如今已是不惑与而立之年，情感上的家庭责任越来越重。生活中的种种矛盾都是非常真实的，艺术家没有必要绕开这些问题，也绕不开。换个角度说，没有这种人生体验，我们的艺术创作灵感又从何而来？我们这样的平民艺术家，必须是一边调节自己的生活，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一边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艺术素材和动力，建立自己的语言体系。不管在哪里都不会有如伊甸园般无忧无虑的环境供给艺术家去创作，只有在这种真实的生活里面，才能使艺术与文化与人类生存真正产生关系。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