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理事、艺术品委员会副主任刘幼铮

记者：近二十年来，是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历史性发展的新周期，其中前十年是较为平稳的初期发展阶段。后十年至今，是井喷性的膨胀发展阶段，包括商品涵盖面和体量的扩张速度，还有商品价格的提升速度，都是呈持续提速直线挺进态势。但拍假造假的现象和鉴定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困扰产业健康发展的阻碍。

刘幼铮：鉴定评估的运作规则是文物艺术品市场混乱现象的“死穴”。该类规则的运作，直接与卖方、买方(特别是近年出现的信托、金融、基金)、中介方、质押、信贷、相关金融产品等市场要素相关联。是上述环节中问题的交叉点。是当下产生社会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比如去年五专家24亿贷款抵押评估一案。

记者：老一代专家的权威时代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

刘幼铮：投资领域面临的两大难题是：艺术品价格评估风险和艺术品真伪风险。为此有的人准备“规范”鉴定评估体系，把全国的上市艺术品统归该旗下评估，这显然是走不通的，自诩自封不会站住脚的。这个范畴的解决办法，多年来众论纷纷，各执一辞。主要是不可作为论和政府干预论。这两论又都将论题推到无所作为的原点。我的看法是：不要走“没办法”和“走司法”两个极端，坚持从实际出发，拆分对象和任务，一定会找到局部推进的实际办法。

记者：什么叫局部推进?

刘幼铮：举例说，现在市场上的大多数赝品，是能够辨认的，也能取得专家共识的。不是什么玄而又玄，不能触及的“神龙地带”。因此，完全可以设计出相应的操作模型，把这一大部分先解决掉。

剩下的少量的商品，其中的多数，理论上也是能够作出鉴定结论的。只是程序和手段的设计上再高一些、再复杂一些、再准确一些而已。

最后剩下了极少数商品.鉴别难度很大的,专家意见不完全一致的，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把其中可以做出“可能是”鉴定意见拿出来，就如实做出这种一定程度的、宽泛一些的鉴定结论。以此向市场交待;此外的极少数“疑难杂症”，就如实推回市场，说明情况，不做鉴定，留给后人完成。这绝不丢当代专家的脸，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毕竟这在总体商品数量中是“九牛一毛”。

以佳士得为例，他们就是细分了拍品的叙述层级，使用不同精确度的词句，区别对到。甚至对没把握的送拍古董，采取婉拒做法。

以这个思路去开垦，其结果是：大范围地解决了当前文物艺术品商品品质的混乱状况,总体上对社会有了交待，这是宏观把握的思路。

记者：听起来很好，但似乎操作层面上的细节问题依旧存在。

刘幼铮：当然，要完成这一运作规则的设计，还会有诸多具体层面的难点。比如：鉴定评估机构设置在经济社会中的位置选择;运作程序的公平、公正、独立的运营可能;专家鉴定专业性意见的中立性和封闭性;鉴定手段的综合性和权威性的获得;鉴定评估结论的法律效力及其行为的有限司法责任;鉴定评估机构与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设计;机构的运营成本的社会供给及杜绝由此产生受制影响。以上诸多面应该说是复杂而又具体的，但终究会有相对合理和理想的方案。实在不行，局部妥协或不到位，也是可以允许的。我认为，在框架设计中，要特别处理好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政府要有所作为之间的关系。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我建议，这个功能机构应设在政府部门和市场各业态之间，即：由官方认可的、帮助的、主持的，又是民间的、独立的、非盈利的，浮在市场之上的。比如法国的经验是鉴定师工会是独立的，并且立法者是支持它的，它拥有有工作能力的鉴定师和工作室，并能借助博物馆特定领域的专家及检测设备。

记者：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崛起，鉴定乱象，诚信缺失，如何在局部推进中重构市场的生态?

刘幼铮：市场和市场诚信评估机制，是国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目前已较为成熟。我国现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社会诚信机制还没有完备。但是，鉴于目前资本运作的规模突飞猛进，已明显严重威胁市场各环节的生存安危，这又是不争的事实。结论必然是：硬着头皮前进，哪怕是一步，也会有实际意义。

以拍卖为例，不规范经营和暗箱操作，往往是卖家、拍卖公司、买家、广告经营者、专家(鉴定者)、媒体等多家合作才得以实现的。拍假现象出于拍卖公司的行为，但究其产生的背景，还是与委托人的售假需求相关。假拍现象也是与应委托人或买受人的不正当需求相关。特别是拍卖公司深受诟病的买受人违约现象，则是典型的市场诚信问题。我国的这个毛病，已经在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以2011年春拍为例，以苏富比、佳士得为代表的欧美拍卖业界，对中国买家专门设置了入场的预付保证金门槛，苏富比甚至把入场保证金提至800万港元。这种歧视性做法已蔓延到欧美各国。这就说明，这一问题不仅是保护流通业态生存的需求，而且上升到国家市场体系的根本性问题。由于文物艺术品商品的特殊性，使得这一问题在我们领域更显突出和尖锐。为此，建议文化部、文物局、商务部共同研究推动。

【编辑：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