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主义(Situationis-)这个词所涉及的不仅是作为组织的“情境主义国际”(Sitionist International,j简称SI),还有情境主义者及其建构情境的实践。那么究竟何谓情境主义?

它不仅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政治风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影响了近代城市规划，它还是后马克思哲 学中的重要批判力量，是媒体理论的重要开创者……情境主义把各种专业领域的打通工作做到了极致。情境主 义对艺术也做了很多，但不是以普通的方式。显然，它的工作很难被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来欣赏，也不是用几个 艺术家就能代表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和图像学的美术批评方法似乎都对它无效。这导致了情境主义在艺术边 界上所做的工作被忽视，在艺术史中的情境主义实践往往也是被轻描淡写地带过。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战后 欧洲艺术史大体围绕两条主线进行叙述。一是以十九世纪的“为艺术而艺术”为代表的绝对美学，二是艺术与 生活相统一的相对美学，前者强调艺术的自治，后者则强调艺术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情境主义的历史则让 我们重新审视这种艺术史的叙述，他们的存在已经超出了艺术和政治分隔的体制。

情境主义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艺术风格吗?它是一个激进组织还是历史事件?是一种思潮，还是一次革命运动?情境主义组织和情境主义个人又是何 种关系?

对于一个打破各种边界的先锋，决不能用传统的艺术、政治或建筑的学科分界来框定它，而是要正视情景主义的极其生动的复杂性。事实上，情境主义从一 开始就是开放性的，情境主义这个词也没有确定的概念和描述，情境主义者也 没有统一的宣言，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建构情境”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对于“游戏社会”的愿景，而“建构情境”和“游戏社会”本身又是模糊的开放的。从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情境主义，只有情境主义者。为什么情境主义者以“情境”作为出发点，而又为什么他们的实验和最终愿景 都带有游戏性?

然而，本文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要为以上问题找到终极答案。而是面对这样一种本身致力于打破边界的，无法用旧方法定义的思想与实践，寻找一种恰当 的分析框架和视角，从而挖掘出情境主义的真正遗产。本文的框架构思为：从两条主线来着手研究其极具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历史。

一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反观他们所进行的日常生活批判一一日常生活如同肥沃 的腐殖质，是一切创造性活动和哲学意义的土壤，是一切政治、艺术等高级活 动的基础，更是一切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场所。社会的本质依存于日常生活， 而人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塑造出来的。每一个日常生活的情境都钩沉出历史的 痕迹与个人的存在。日常生活的批判深深影响了情境主义者。因此，情境主义 研究当然是要返回到情境主义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中，从一幕幕日常的现场中寻 找埋藏着的线索，以此拨开个人或组织的行动逻辑。本文也力图将各种线索牵 扯出来，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埋下伏笔。

另一条主线则是情境主义者对于游戏概念的推进以及实践中的游戏性。情境主 义国际的形象一直是严肃的激进政治组织与革命先锋，与游戏似乎并无交集的 可能。然而，从西方近代游戏观念的转变历史(尤其是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 来看，就可以发现，情境主义与游戏的紧密联系。此外，情境主义者进一步发 展了游戏的生产性，这也是他们的批判策略和建构策略，这是他们区别于达达 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方面。

目前为止，国内翻译的情境主义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几个个人文本和个人理 论上，如居伊.德波(Guy Dedord的<景观社会>和<景观社会评论>、鲁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以及米歇尔.德.塞托(Michei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一一在此对南京大学的研究者致敬，他们艰苦 卓绝的翻译工作为国内的情境主义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而关于情境主义 组织的文本，被明星人物德波所遮蔽的其他情境主义者的文本，以及重要的情 境主义研究文献等都仍有待翻译。

要真正理解情境主义，就必须还原情境主义者生活的情境，尤其是他们的曰常 生活中埋藏着太多的线索，有待我们逐一发掘。

情境主义形成于1950年代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过度现代化的时期。城市 化进程促使大城市在战后迅速重建，这也意味着不停地拆建房屋和迁徙城市人 口。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汽车产量连年翻倍，交通和奥斯曼的城市规划让生活 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或许是坐在巴黎第五区的某个街头咖啡馆的情境 主义者正在谈论的事情，这几个年轻人一一未来的情境主义者一一经常聚在一 块儿谈论着自己对周遭的困惑。

马歇尔计划刺激了经济高速发展，民众对经济的无限信心，促成了狂热的消费，从冰箱到洗衣机再到电视机，每个家庭都为这些装备加班加点奋力拼搏，快马 加鞭地想要实现广告中的现代化生活。充满诱惑的美国文化随着马歇尔计划一 起登陆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新包装大容量的可口可乐，好莱坞扣人心弦的 故事电影，自动唱机里的美国摇滚乐，黑白电视中的人造卫星等新奇科技…… 而这些未来的情境主义者们却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情境主义者拒绝工作，整天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酒馆，或者干脆就是在街上闲 逛，或者溜进书店看刚出炉的格里耶小说。他们脑子里充满各种乌托邦，有时 也想着策划一些活动，比方说炸掉埃菲尔铁塔，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个手术， 或是跑到大教堂里发表演说……。这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让人想到早些年 的达达主义者。

但在很多方面，情境主义者并不是当时的特例。1950年代初正值冷战期间，右派执政的政府在积极反共，而各党派的左右之争也更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倾 向，选择支持共产主义的左派或反共的右派是攸关性命的。法国左派的许多支 系曾经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从战前人民阵线的乌托邦的时刻和战后的解放运动 的承诺，到在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时维持共产党的路线 时的与日俱增的困难。1952年冷战白热化，斯大林主义前苏联暴力镇压的披露 使左派激进主义的正当性受到怀疑。1956年，赫鲁晓夫终结了斯大林主义，他在苏联的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上的著名报告，推翻了斯大林的形象。由于苏联 是革命的典范，苏联形象的日渐垮塌也使左派政党进一步失去号召力。虽然很 多欧洲人断言这个报告是美国情报局的虚构，但是这也代表了党内共产主义革 命运动的逐渐衰微。这导致大批知识分子放弃左派，知识分子从法共退党，一 些则投奔适时出现的结构主义，只有像萨特这样的少数知识分子仍然坚定地支 持法共。纷纷跳脱出马克西主义思想窠臼的左派知识分子，不论是结构主义还 是像“社会主义与野蛮”、情境主义国际这样的体制外组织，还包括列斐伏尔、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在对原马克思主义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反思 与重构。在1956年之后，革命运动逐渐转移到了有组织的政党之外，尤其是卡斯特罗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之外获得了革命胜利。荷兰和巴黎成为了这一新革命风潮的发源地。

1957年1月法军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 军队对俘虏的酷刑拷问引起了法国国内的舆论谴责，右派执政的法国政府对这一行为的否认态度， 使民众更加不信任政府并削弱了道德制高点。阿尔 及利亚殖民地的战争耗费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 本，这也更使知识分子对右派彻底失望。1958年， 戴高乐重新掌握政权，使那个时期的騷动达到了更 深的程度。法共不但没有能力理解斯大林主义，不 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也未能阻止戴高乐的重新执 政，而仅仅是把戴高乐称为法西斯分子。法共的表 现让知识分子大为失望，法共只是在名义上支持阿 尔及利亚，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许多 党外的左派知识分子包括情境主义者都以各种方式 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斯特拉斯堡 法国东部大城市)的情境主义者为了 支持阿尔及利亚，甚至筹划建立军事基地，以武装 形式抗议法国政府。正是这种情境，促使情境主义 者等知识分子从城市吉普赛人变为革命实践先锋， 他们的意图是对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正统论者进行彻 底批判，同时又批判结构主义向象牙塔的退缩。

情境主义在很多方面，不论是组织方式，还是实验行为中的游走方式，都继承了超现实主义的衣钵。 超现实主义运动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曾经大声 疾呼思想自由，并且先锋地将艺术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使它得到了战后的社会共鸣，这些都深 深地影响了情境主义者。然而随着超现实艺术家纷 纷成为明星，并且融入了艺术市场，情境主义者批 评超现实主义已经轻易地被资本主义市场腐化，而丧失了其批判的能力。德波的字母主义小组很早就已经批判起了超现实主义是先锋派的惺惺作态。“先锋派只此一次，并且发生在它身上最好的事情是，从先锋的意义上来说，把辉煌留在它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