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史、知识史及其他——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与

施坦伯格的毕加索论述谈起

文/鲁明军

无须讳言，迄今为止，汉语学界还没有真正进入毕加索的专题研究。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西方美术史研究在中国几乎处于同样的境地。早些年范景中、易英、丁宁等先生虽然已经做了很多译介工作，但与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相比，显然无法同日而语。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沈语冰、顾丞峰等先生的努力之下，逐步开启了国内关于毕加索的专题研究和严肃讨论。那么，时下在国内讨论毕加索，由沈语冰先生组织翻译的施坦伯格的《另类准则》自然是不可绕过的文本。只是我要讨论的不是毕加索及其绘画，而是施坦伯格关于毕加索的研究本身。通过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的局部比较，探掘其内在的图像史与知识史的关系及其演变。

诚如沈语冰先生所说的，施坦伯格开启了毕加索研究的一个新视野，为我们更深地理解毕加索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路径，尤其体现在他介于图像学与形式主义之间的方法论。我的问题是，就图像学及其方法论（准确地说，即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人文主题》）本身而言，施坦伯格的毕加索研究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在这里我不想讨论它的基本原理，而是通过考察图像学研究本身的发生过程，反观毕加索作品的图像学意识，其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在这些变化背后，又隐含着什么问题？这是我关心的。

我们看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是它的三个层次：前图像志描述（第一性或自然意义）、狭义的图像志分析（第二性或程式意义）和深义的图像志解释（内在意义和内容）。图像学研究的核心也的确体现在这里。经由这个逻辑，我们看文艺复兴的绘画的时候，发现图像的生成背后，隐含着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知识及其传播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决定文艺复兴图像的不全是图像本身，还有知识及其传播过程中的误读。因为，文艺复兴并不是完全再现希腊罗马传统，而是经由中世纪再造的希腊罗马传统。比如从赫西俄德的《神谱》到薄伽丘的《诸神谱系》，从荷马史诗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再到中世纪塞尔维乌斯的《维吉尔评注》，等等。这些文本知识的演变影响了图像的变化。这一点，潘诺夫斯基做过深入的讨论。因此我认为，图像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固然重要，但与之相关的知识史演变也不能忽视。

皮耶罗作品之一

皮耶罗作品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