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 方力钧

方力钧爱惜羽毛，打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就算在最困顿的日子里，谁也别想贱买他的一片纸。这种自信让方力钧一直憋着一股劲，他不间断地创作，当圆明园画家都急于交易，他的目标却是进入世界上最好的美术馆。

这次，方力钧把自己和盘托出了。

2009年12月9日，午饭后，他独自待在广东美术馆空旷的贵宾厅，靠在背窗的藤椅上打瞌睡。广州下起一阵冬雨，室内刚清洗过的地面泛出潮气，因为连日劳累，方力钧看起来面有倦色，踮着脚去洗手间洗了把脸。

此时，广州美术馆副馆长邵珊和“时间线索”的策展人郭晓彦两名女将正在展厅里忙着将展品上墙;《新周刊》摄影师张海儿找好位置，打开了他重达20公斤的器材包准备拍照;一位摄像师则一刻不停地跟拍方力钧，一路走，一路滴汗。

这个名为“时间线索”的文献展从1958年说起，那一年，方力钧还没出生。在生命最初的16年里，像那时中国所有人一样，他作为大时代里的小屁孩弱弱地活着。在小学三年级的临摹涂色作业中，方力钧画的太阳不太圆，只得了一个“良”。

方力钧，拿证据出来

为“时间线索”撰写展览前言的前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承认：方力钧当年的速写，画得甚至不如自己的儿子。有人开玩笑地对方力钧说：“你这个展览太有教育意义了，让人知道画得这么差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人们熟知的方力钧是F4方力钧，是由传媒塑造的明星，是带着大笑面具的当代艺术英雄，很少有人接触过真正的方力钧。这个展览试图巨细无遗地展示方力钧的生命履历，告诉你他怎样画画、交友、玩耍，怎样成为艺术青年直至中年，告诉你他到底是谁。

方力钧对《新周刊》说：“这些年大家都在说一些和当代艺术核心价值不太相关的事，比如市场炒作，或者互相谩骂、互相捧场。我的展览是想把当代艺术本身构成、社会背景、发生发展等基本问题做一个整理，理清当代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前因后果。”方力钧的个人经历只是这次展览的三条线索之一，另外两条分别是时代变迁与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在三条线索中，方力钧的个人经历是其中较为感性的因素。

谈到展览的意义，学术主持吕澎说：“‘方力钧：时间线索’要告诉观众的正好是作为艺术家的方力钧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方力钧的原因。”四个展厅看下来，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人顺其自然的生长，一个艺术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几乎没有夺人眼球的节点、拐点、引爆点。方力钧弯着眼睛的招牌笑脸贯穿所有年份的照片，在河北轻工业学校宿舍照是这样，在乌里•希克身边是这样，在婚礼上也是这样。“我每拐一个弯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拐点、一个选择，但其实这部是为了去到某个地方而发生的。我并没有转折，也没有变化，我走的是一条捷径，我所有的行为都是最自然产生的。”

方力钧注定要被写入美术史，那么巧保留着他素描手稿的木箱子仍然可以找到，那么巧大学同学杨茂源搬家时翻出了一卷20张他的素描和油画习作，那么巧四面八方的人也都留着关于他的只纸片语。他的创作都呈现在这里了，方力钧戏称自己把工作室都搬到了广东美术馆，但他强调这个展览“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展览，只是相对客观地把关于社会、历史、政治、个人记忆(包括教育)的实物重现出来，把基本工作做好之后，大家再去进行评价的时候好有个依据。”

30年工作狂

1988年，方力钧终于在北京后海学会了游泳。他第一次画光头也是这年，毕业创作素描稿“光头”系列后来还在栗宪庭的推荐下参加了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他的“光头”充满反讽意味，和刘炜等人的作品一起被栗宪庭命名为玩世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方力钧说：“玩世现实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找到的最恰当、最准确的描述，但因果关系是——先有了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栗宪庭先生再狠努力地对这件事做一个总结。人们往往太过关心文字描述，而不太在乎事情本身的发生发展。这个标签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个标签也是最掩盖真实情况的。”

尽管如此，方力钧仍然认为批评家的解读非常重要。“不同的批评家、理论家对我作品的不同解释，对我来说是一个再认识再创作的过程，而且是很愉悦的过程。”

方力钧爱惜羽毛，打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就算在最困顿的日子里，谁也别想贱买他的一片纸。这种自信让方力钧一直憋着一股劲，他不间断地创作，当圆明园画家都急于交易，他的目标却是进入世界上最好的美术馆。

也许正是这种心无旁骛使方力钧在市场上获得肯定，他以非常稳健的态势脱贫致富，圆明园时期他就不再找人借钱了，还改蹭饭为请客。1994年到宋庄之后，方力钧的感觉越来越好，状态也越来越松弛。即使在拍卖场上，他也依然稳健，绝不是大起大落的那一个。“我关心市场，但是在一定的比例和分寸之内。”面对中国人对天价当代艺术的追捧，方力钧的感觉是“好像又回到了全国人民都梦想成为万元户的时代”，“问题是，到底货币重要还是艺术品重要?我们往往把一件艺术品的局部价值放大了，却对核心价值视而不见”。

“人当然希望有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描述完全部舒适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跟工厂里养的肉鸡差不多。”1989年大学毕业后，方力钧放弃造币厂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搬到圆明园，进入疯狂创作的三年。那时并不是方力钧人生最辉煌富足的时期，但绝对是灵感爆棚，充满了创作力的时期。

“回头看这30年，我始终是工作狂的状态，无论是学画还是创作的时候。”方力钧形容自己最近的工作状态更加工作狂，他一再提醒自己，“人这一生只能做很少的事，你认为自己很能，可以把天底下的事都做得很好，但这是非常虚妄的，根危险。所以尽可能地把这些东西都去掉，只做一些很现实的事，这相当于刹车系统，不要让自己没边了。”

最好的状态是舒服

方力钧是什么人，王璜生认为他“聪明而极为勤奋，机智而富于思考，幽默而深藏沉思甚至沉重忧郁，豪爽而又细致细心甚至细腻，精于安排和理性”。这并非溢美之词，方力钧头脑确实非常清醒，又有自嘲精神。“动物园里有些动物是明星动物，围观的人非常多，给糖和瓜子，它必须要做出人们喜欢的样子。另外一种动物是野生的，一生里出镜的可能性是零，没人知道曾经有这样的生命存在过。这是两个极端，你更喜欢哪种生活就往那个地方靠一点。”

这次到广州，方力钧随身带着刘海粟的传记。不管是受委屈还是得意，他都会回到历史里找感觉。“读历史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位有好处，有点像吃药一样。”他用舒服、自由自在、挣扎三个词形容自己现在的状态，“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舒服，而外界最好的状态是你让我舒服。但这两点也许不是本质的差异，仅仅是分寸和尺度的把握，是每个人在不同境况里的不同选择。”

经过多年历练，方力钧显然已经将分寸感把握得很好。对他来说，工作有很多方向，首先就是要做选择：“我的作品从来没有过变化，我也从来没想过变化。我现在的这种生存状态直接导致了我现在作品的出现，我只是没有把我的一切都呈现出来，我是经过了选择的。”

另一方面，方力钧希望尽可能地有效率。他一直调整自己，希望把所有事都纳入到对工作有益的轨道上来。“我做一个餐厅，特别知道把库存的原料拿到厨房加工，然后端上桌子，其中包含着上游供应、物流和最后出晶品流程。对我来说，一切都能变成上游供应，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恶劣的，因为我可以把它转换成能量。”

方力钧相信，艺术家的职责就是使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他勤奋工作，只要在北京总会泡在宋庄的工作室，他在宋庄度过的时光比在家乡邯郸还要长，工作室里堆满了数百件正在创作或他认为失败了不肯示人的作品。外出时他总是随身带着卡片相机，有点强迫症似的拍下一切可能成为创作素材的、有意思的东西。

【编辑：曹茂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