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中国很多艺术家都纷纷游学国外，希望到国外汲取更多更好的艺术养分。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深造的艺术家都纷纷回国发展，这些艺术家甚至包括在国际知名的徐冰、黄永砯、蔡国强、陈丹青、谷文达等等著名艺术家，作为中国人他们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得到同胞们的认可，还是近几年中国的当代艺术火的炙手可热，让他们也相继回国。也许更大的可能跟当下国内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发展和随时可以变化的语境、可能性有关。在许多人的眼里看来，他们的回国发展得到更多的是功成名就。难道真是这样吗？我们可看看目前在海外发展成功的一些国际知名艺术家实例。

还未真正“回归”的黄永砯

1989年黄永砯应邀到巴黎参加《大地魔术师》展览之后，定居法国。黄永砯的艺术生涯因此被划分为出国前后两个阶段。一些西方评论说，出国前仅仅是一些有限实验，而后者才真正开花结果;一些国内评论相反，认为出国前是自由的、具有颠覆性的艺术，而后者则仅仅是对西方艺术体制的投靠。

在近年的海外艺术家回国潮中，黄永砯算是最受关注的一员。因为这位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中国艺术家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轫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利用一些空间装置探讨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一种可以超越国界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方式。黄永砯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哲学、文化、政治思考，而不只在于艺术技巧和手法本身。

作为“85美术新潮”时期厦门达达的旗帜性人物，黄永砯在2008年3月以“占卜者之屋”大型回顾展重磅降落在那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且这个展览是该中心第一个大型个人展览。“占卜者之屋”的展览选择了黄永砯从艺30多年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早期作品《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两分钟》、在西方受到巨大争议的《世界剧场》以及展览的主题作品《占卜者之屋》等重要作品，让人们了解了一个旅居海外多年的中国艺术家的艺术风貌。

但在国内举办展览并不等于真正的回归，黄永砯的主要活动还在国外展开。同年的9月，黄永砯在挪威的第一个个展也在挪威奥斯陆Astrup Fearnley现代美术馆举行，与这个展览同时，他在英国的第一个个展也在The Curve Barbican 画廊举行。黄永砯不仅是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而且在今天他依然成为单纯以学术上的成功受到国际瞩目的华人艺术家。

一度曾有很多批评家提及黄永砯、蔡国强、谷文达等海外华人艺术家打中国牌，用八卦五行、火药汉字等等传统文化符号用于创作素材去满足外国人的“异国风情”想象。黄永砯则认为，应该不存在笼统的“海外华人艺术家”，应该具体地分析，不要落入媒体惯用的简单化。艺术家都是一些具体的个人，重要的不是用不用这些素材，而是看你怎么用，为什么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用。“异国情调”是个有争议的词，“异国”即是“他性”，“异国情调”只是将“他性”的排斥性和难度变成感官的愉悦和容易被接受。

虽然当今中国的当代艺术受到世界的极大瞩目，但是真正进入国际学术视野的并不多，黄永砯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今黄永砯的作品和他个人一样，越来越脱去“中国”色彩而更加的“世界”，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不想拘泥于是一个中国艺术家”。

被时代“造就”的徐冰

徐冰早年在北京成长、学习、教书，期间书写了《天书》，书写了那些似曾相识又陌生的中国字，是他独自在北京的小屋中酝酿了2年的结晶，这件举世的作品亦成为他立足当代艺术圈最有力的证明。在1990 年，也正是那4000多个没人认识的中国字带着他离开北京，凭借《天书》的影响力，35 岁的徐冰去了西方当代艺术的中心的美国纽约，他认为是纽约让他理解了西方当代艺术的一种规则。

在2001年那场纽约劫难也赋予他灵感，用世贸大楼倒塌扬起的灰尘所创作的《何处染尘埃》巧妙地结合了灾难元素与中国的哲学名句，这件城市作品成为他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代表作。纽约也因此成为和北京并列的徐冰最重要的人生坐标，正如他自己感叹的“纽约和北京是两个让我有理由生活下去的城市”。

2004年“烟草计划：上海”是徐冰在移居美国纽约十余年后的第一次回国个展。2008年，定居纽约18年的徐冰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返回北京，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他的折返让不少人诧异，可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必然“看够了纽约，理解了西方的当地艺术生态就该回来了。”曾离开北京多年的他，面对这个城市早不同于18年前的模样，却没有如大量公共知识分子、艺术家们那样的痛心疾首，“北京的变化很大，这些变化是自然和必然的，说不上好或不好”。就像他自己也喜欢有历史感的城市，却强调没有理由让某些城市居民一直生活在所谓的没有被现代化的城市和关系之中。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时代进入现代，他就成为现代艺术家;时代进入当代他就成为当代艺术家;时代让他在国外生活18年，他就成为国际艺术家;时代把他甩回国内，而中国当下又成为最有实验色彩的地方，他就成为了最实验的艺术家。

喜爱“纵火”的蔡国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蔡国强一路从福建泉州到上海、到日本东京，再到美国纽约，从群展到大型展览、个人展览，从画廊到著名博物馆、公共机构，20年来他已经成为当代艺术这个国际圈子中最耀眼的“中国明星”。

在1986年，当时的社会气氛几乎所有人都想出国，大家都认为在外国做艺术更为自由。蔡国强于年底通过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李毅华的介绍，一个人到日本筑波大学上了现代艺术研究生，去的时候他带100多张火药绘画作品去，当时的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纯抽象风格，比如大气、宇宙图像等，还有一类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背景。日本的游学时期，让蔡国强越来越了解火药的性能：比如速度越快画布越不容易烧着，纤维纸比普通纸更容易烧出细腻的质感。进而，他开始从纸上走入“爆破”计划，德国的美术馆、嘉裕关长城、广岛中央广场等不同地点的大型爆破表演让他的艺术生涯又跃上一个高峰。

蔡国强的艺术足迹几乎遍及所有国际大展以及著名的艺术殿堂，主要火药草图及大型装置作品也为众多顶级美术馆永久收藏。曾获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1999)、美国欧柏特艺术奖(2001)以及第20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9)等，连续多年被英国权威艺术杂志ArtReview评为世界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艺术家之一。

2002年蔡国强在上海美术馆做了第一次个展，他认为回国内做艺术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刚好我们国内的环境与我在国外的有些活动相互可以交叉地产生、进行。我在世界各地参加了几十个各式各样的双年展、三年展，现在水到渠成的国内要做双年展了，我就回来了。当然国内知道我在国外做了很多大型的爆炸艺术也是我能做APEC的一个主要原因。上海双年展之后，我对上海美术馆也有了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么大的一个双年展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尤其在国内。我也就有信心回来做自己的展览。”

蔡国强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为了避免让自己陷入东西方语言定义的两极争端，他通常会把现代的和传统的、极端前卫的和相对保守的完全割裂开来。在所谓的国际化、全球主义和本土化种种对立的两极之间跳来跳去。他所寻求的是艺术创作中是不是能产生有另外一种可能。

“老愤青”陈丹青

1982年，陈丹青以自由画家身份移居纽约。2000年，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回国，2004年末因对教育系统的不认同，辞去清华美院教授职务，成为“北漂”。近年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受到文化界广泛关注，公众视线中的陈丹青更多地展现了其在文学随笔、社会批评甚至古典音乐方面的才能，而他却一直没有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尽管如此，陈丹青依然赢得了学院和公众的双重关注。

2010年，陈丹青首个展“归国十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开幕。陈丹青于80年代初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甚至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人道情感和人格力量是陈丹青艺术中主要的艺术底蕴，这是他本人情感品格的自然体现，侵透了他的自身经历，包含着他对底层人民的深切理解、怜悯和尊重。这种人道情感个人格力量赋予他的作品以辉煌和崇高的意义。

陈丹青在美国生活了18年，他轻描淡写地描述：“没有发财也没有吃过苦，过着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据说他在美国没打过一天工，这比大多数80年代出国的华人画家幸运，毕竟他怀揣着一份不错的履历踏上美国，但陈丹青去年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依然口无遮拦：“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移居纽约，陈丹青大量阅读西方古典画派和文学，原本他可以像云南画派的丁绍光那样，在美国继续长住，直到老去，与美国画家争抢饭碗。但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灵，需要重返故乡。他曾回忆，我出身文革一代“知识青年”，在大时代轮番上演的荒诞剧悲喜剧剧情中，我兴致勃勃画油画，不晓得日后能够上学深造，更没梦见有一天会远去彼岸，在那里省悟并体验了三代留洋艺术家之间深刻的断层、差异和持续的挣扎。

推动当代水墨艺术的谷文达

1987年谷文达辞去执教7年的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国画系赴美，早前他因创作伪汉字和错文字为基础的水墨行为艺术和大型水墨装置，成为当时国内观念水墨画的先声，更曾被当时的《中国美术报》称为中国画地震的“震源中心”。他把错位、肢解的书法文字做水墨画，借此挑战正统体制，并影响了后来一代艺术家，他不仅是85美术新潮运动中的领军者之一，也是当下中国当代艺术中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之一。

谷文达移民美国，并开始创作大规模装置。1993年，身在美国的他开始制作预定15年、从25个国家的300多间髮廊中收集人髮的《联合国》装置系列，更成为他立足西方当代艺术的转折时刻。他用人的头发和胎盘粉来创作作品，试图探索多元文化、全球化的主题。在装置《联合国》中，他用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头发组成汉字，再粘在厚实的木板和布帘上。从创新水墨画到《碑林：唐诗后著》，谷文达把自己定位为一位有力的文化讲解人，不断阐释着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语言障碍。英国艺术史家爱德华•露西•史密斯曾经称他为“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来自中国的新生代前卫艺术家代表人物”。

一直在国外创作发展的谷文达，他有两个平行研究。一个是中国传统山水画;另一方面，当代艺术。这与他的教育背景有关，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血液里流着中国的基因，而且我学的是国画。在他接受西方现代派时，由于有一个国画的参照系，所以不会直接将西方现代派的东西拿过来。

2010年先后在北京和深圳举办个人大型回顾展。他认为展览不仅仅是作为自己作品的一次回顾，而是发出一个象征性的信号。中国从解放以来就开始探讨国际化，但过去，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平台，使自己的艺术可以去影响其他国家。现在他感觉可能机会到了，可以推广中国的水墨画。因为他是从国画学习出身，但现在的发展主要是在当代艺术，在推动当代水墨中他有一定话语权。将当代水墨画慢慢引入中国当代艺术主流里面。他自认为也有这个责任，做这个展览就有这个意思。现在，中国经济和文化上有个平台可以与西方交流了，所以想做这块。

谷文达一直坚信未来的水墨有市场，不是传统水墨。它会变，会变到人们所需求的那个风格语言上去。水墨艺术家从知识层面上对当代文化是“弱视”的，而且对中国自身文化缺乏自信心，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落后，对自己文化忽视、缺乏自信心。之前，炎黄艺术馆在做的中国美术20世纪奠基人系列，包括刘海粟、徐悲鸿等，这些20世纪艺术大师当时向西方学的是西画，回来以后画的却是国画，现在卖得最好的也是国画。这种现象就值得我们去反思。他相信中国画一直会延续下来。这是因为一种文化不管怎么发展，做得再国际性都有它自己的元素。

当下世界的大环境使得中国艺术家在世界上成为了最容易成功的艺术家群体，这种时势造就总体看来是件是好事。或许他们每个人的回国的原因各不一样，但他们应该都希望回到中国能找自己比较容易发挥、生存或是被认可的角度。他们早年活动于国际上的重要艺术盛事，但是国际艺术界对中国的定义是“中国艺术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激发了他们内心一种强烈的责任与使命感，让他们不得不“衣锦还乡”。他们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艺术”在将在全世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如果要将这种“荣归”当做另一个起点的话，这些艺术家们不单单需要的是勇气，更多的是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将这种“地位”做出来。他们如何将自己的艺术成就体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留在中国，这些应该都是他们最想去实现的“梦想”。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