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这一主题，在中国现当代艺术中一直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因为它和中国现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特殊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当今社会， 对个性的漠视和“身体”的束缚无所不在。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到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到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经济全面开放，人们对个人， 个性，个人价值，乃至人的身体本身的认识， 体会， 和阐释也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甘一飞教授策划的《肉身超越》展览展出了十四位有着不同年龄， 经历，教育和工作生活背景的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包括了自文革后活跃于中国画坛上差不多三代的艺术家。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经历惨烈的文革后， 人们对遭受长时期摧残的人性和人的价值重新加以发现和认识，“一个大写的‘人’字”深深地烙在了当时的“伤痕绘画”，“乡土绘画”，和稍后的“理性绘画”中。参展艺术家中的尚扬，高小华，秦明，朱毅勇，和甘一飞等都曾是这一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九十年代后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人的最基本生存状况有所改善后，人们对个体，个人价值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有了不同的诉求，但对人性的回归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一直是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关注的主题。甘一飞教授在此次展览中强调的“超越”正是传达了当代中国艺术家通过身体—“肉身”-或者抽象化了的人与周遭生存环境的关系来诉求对人和人的终极价值的认知。

无论是五十年代生的高小华的《女人体》，秦明的《人体系列》，甘一飞的《默剧女优》，和朱毅勇的《黑白日记》，或是六十年代生的胡峻涤的《惑》，李新建的《有狐》，马林的《肉身》，和廖真武的《冥之物语》，以及更年轻的栗子和王晓潞的作品都通过对身体的直接描述，来释放他们对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呼吁， 或写实，或表现，或明快鲜豔，或幽暗晦涩，或率直具体，或虚幻怪诞。 这里既有对人的身体的诚挚探索， 或对人性欲望的率真表达， 也有对人与周遭现实的关系的深切质疑。

也有的艺术家则通过更为抽象的形式来探讨人与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的关系。 尚扬近年的《董其昌计划》系列传达了他对社会、文化、自然、生存环境的思考，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阐释和参与的主动文化行为。对于董其昌的艺术，历来着重于他集历代大家之成而自成一家并树立文人山水画的规范图式。但是董其昌的画之所以能最终自成一家而形成独特的山水图式，很重要的是对前人的图式加以解构，加以纯粹化，并输入强烈的抽象元素进行重组，使得自然的山石回归到其最基本的形体，以致他的画在现在看来都十分具有现代感。尚扬的《董其昌计划》并不是自然再现的被动体，而是对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最基本的生存危机时回归求生本能的现象的思考，对生存环境的担忧，以及对解决生存环境危机的某种提示，是以风景元素为依托而参与诠释和试图改造现实的一种主动的文化参与行为。甘一飞的《无限系列》里在抽象的空间中管道的扭曲与延伸也形象地隐喻了人性的扭曲与伸扬的诉求， 以及周遭的漠视。 徐泽的《寂地》和《家园》，刘芯涛的《溃夜》也从不同角度对人的生存环境及与之关系进行质疑。邱光平则借用马的肉身来象征人的命运的挣扎。

这个展览另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运用绘画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诉求。在后现代的艺坛上观念艺术盛行，传统的艺术语言-绘画-遭遇空前的挑战。各种新媒介的不断出现给艺术家的表现方式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许多艺术家和理论家都争相宣告“绘画已经死亡”。但是这些艺术家坚持运用绘画这一艺术语言。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宣言。 这种执着在现在其实十分难能可贵， 值得敬佩。他们认识到“死亡”的只是一种陈述的方式，“而这事实上是一种解放的观念…它让艺术家从制造历史的义务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时刻…艺术上真正全然的自由降临了。”[i]

在中国， 人性的回归，对身体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衷心希望能有这些画家以他们的艺术一路相伴。

[i] Danto, Arthur C. Beyond the Brillo Box : The Visual Arts in Post-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2. p. 9.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