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之歌”系列作品
30岁，被称为而立之年，但是对于艺术家白宜洛来说，30岁这年成为他投身艺术的起点。从小到大没有接受过正规艺术教育，没有学院背景，白宜洛自学成才。在很多人看来，他的创作有点“野路子”。但就是凭着“野路子”的邪劲，白宜洛的作品呈现出艺术家对周遭环境的独特视角。从摄影到装置，再到近日展出的架上绘画作品，白宜洛的艺术表达手段不停变换，但对他来说，手段的变化只是载体，不变的是作品中蕴含的情感和力量。
记者：与传统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不同，您属于自学成才。最初是因为什么原因使您接触到艺术，并以其作为职业？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白宜洛：我出生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工人家庭，从记事起就喜欢画画，虽然没有在艺术类专业学校学习的经历，但从小便有成为艺术家的愿望。高中没毕业我就进入拖拉机厂当工人，一干就是5年半，这期间开始自学摄影和绘画。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成为最早“北漂”的文艺青年中的一员，在影楼做摄影师。在此期间，接触到一些“北漂”艺术家，并深受他们的影响。1998年，在30岁这年，我决定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从事艺术创作一直至今。我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家，最初的摄影作品均来源于自己的周遭生活，创作题材包括苍蝇、人像标准照、针线、家具等。
记者：近日，您举办的新作展，展出了架上绘画系列“光”和“体制之歌”，这是您在艺术新领域中的探索。从摄影到装置作品，再到现在的架上绘画，较以前的每次转变，尝试架上绘画出于怎样的考虑？
白宜洛：实际上，尝试架上绘画创作并没有特别的考虑，只是认为绘画的形式更适合表达这次创作的想法。虽然从小喜欢画画，但一直以来画得很少，就是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过，因此在此前的创作过程中，也没有想涉足绘画领域。
但是，在创作“光”和“体制之歌”这两个系列的作品时，我认为，技术和手段不能成为艺术创作的惟一方式，自学的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表达，而实现的载体只是材料不同，以前是摄影或者装置，现在是画布。
2011年 “光”系列作品 2009年
记者：“光”系列作品的创作历时两年，以地球的卫星照片作为创作对象。该系列作品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白宜洛：“光”系列作品中的地球图片来源于网上搜索到的从太空拍摄的地球夜景照片。照片上的灯光和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光点代表人类的存在和生活。创作时，我首先被这些卫星图片所吸引，形式感很美。另外，我认为，观众在看这些图片时是在审视自己。
记者：在“光”系列作品周围衬托着很多油灯，这些油灯共有多少盏？
白宜洛：作品中共有900多盏油灯。
记者：这些油灯的设置出于怎样的想法？
白宜洛：收集这些油灯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平时喜欢旅游，在山西等地发现当地有很多油灯。这些油灯都是以前家里用过的，但是油灯在人们不用后，就变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我认为，这些油灯很有韵味就买回很多。正好，创作“光”系列作品时，作品中的亮点其实也是灯光，而油灯也是曾经照亮人们生活的光，因此，我认为，灯光和油灯发出的光，代表现在和以前两种不同的方式，便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对比的效果。
记者：本次展览中另一个系列作品“体制之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
白宜洛：灵感来源于2009年展出的作品《酋长的胜利》中所使用的旧椅子上的图案。我发现，将立体作品上的图案变成平面作品后，完全是一种新的感觉。
记者：展览中，很多观众在看到“体制之歌”时，感觉作品像一双眼睛或者漩涡。对此您如何看？
白宜洛：实际上，这不是我创作该系列作品时想要表达的初衷。观众产生这种视觉幻象来源于充满画布上的一层层无止尽的圈。我认为，“体制之歌”系列作品的呈现效果的确像眼睛，也像漩涡，但像什么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将作品解读权留给观众，在面对作品时是否感受到画中所体现出的力量。这是我想表达的。
“体制之歌”系列作品是对图案产生兴趣。创作中，我设计了一些特制的有机玻璃尺。在这些尺子的帮助下，便能有效地手工绘制出精准一致的图案，但作品的表现力与其他绘画方式所产生的效果一样。这几幅作品虽然是抽象的，但我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种力量。
记者：“体制之歌”和“光”系列作品与以前的摄影作品相比，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创作耗时费力，还有些“强迫症”意味。这种需要做大量基础工作的创作，是否是您对艺术创作的看法？
白宜洛：我以前也做过比这些作品更耗时费力的作品，并没有感觉这些作品的工作量很大。
记者：您的艺术经历从摄影入手，此后转型装置作品创作，再到目前的架上绘画，涉猎了很多艺术领域。是什么原因促成您每一次的转变？
白宜洛：每个人不同的经历，肯定会影响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从摄影到装置再到绘画，只不过是表达的材料不同，对我来说并不成问题。
白宜洛：
不是科班出身，从小自学艺术，30岁时开始以艺术为生，涉足摄影、装置、架上绘画等多个艺术领域，现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曾参加“南京三年展”、“城市重现——广州摄影双年展”、“平遥国际摄影节”等。
【编辑：李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