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明／绘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有句名言，“话语即权力”。在现代社会，权力外延很宽泛，商业有权力，资本有权力，艺术有权力，艺术家也有权力，此处的权力并非公权力，而是指创造力、影响力、号召力、感染力、渗透力等等，还包括话语权，但不少人一见到权力这个字眼，就想到行政权力，想到予取予夺，这实际上是对权力的窄化，把权力定义为公权力的范畴了。
比如日前，《艺术财经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ＡＲＴ》举办了“中国当代艺术权力榜２０１１年度颁奖典礼”，会上颁布了由专业评审团评选出的１５个年度奖项。消息一经传出，质疑声如潮：艺术的本质是反权力的，无论哪种权力！没有权不权的只看当下影响！我鄙视所谓“权”威！艺术本来是一种文化，如果给文化设定权力，是否就像给文化带上了手铐？诸如此类的判断，显然是把艺术权力榜提到的权力等同于公权力。这是一种误读，或者说反映了一种焦虑，其实主办方说得已经很清楚，“权力”，是指此榜单中的入选人物均在本年度乃至更长久的时间段中对中国当代艺术界格局变化造成重大影响，为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做出贡献，并在整个社会层面发挥综合实力，使中国当代艺术影响力突破行业局限，多维度地引发社会关注，展现多层次的魅力。
在这种语境中，我们不妨把所谓的艺术权力榜当作艺术影响力榜、艺术支配力榜、艺术感染力榜。以年度艺术家奖获得者隋建国为例，隋建国的身份是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他被誉为“在观念主义方向上走得最早也最远的中国雕塑家”，其影响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不断更新的创作理念；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的教职身份。据报道，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国把雕塑系的教学体制“从十九世纪拉到了二十世纪，将十九世纪的传统写实教育观念和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教学系统放在一起”。在艺术领域，这样的人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改变不少人的审美观，这种影响力何尝不是一种“权力”？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宁可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拿莎士比亚与印度作比是否不伦不类，暂且不管，但在丘吉尔心中，莎士比亚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表面看，莎士比亚只是一介文人，但他的著作不仅让英国人消费，更是全世界的精神财富，其文化张力、横跨不同国域的穿透力、绵延至今的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如今，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一种不朽象征，一种让英国人骄傲的符号。文人是这样，艺术家也是这样，那些在自己领域各擅胜场的艺术家，影响的不只是周围人，也不是狭隘的小圈子，甚至能影响到一个时代。这种具有穿越性的时代标记，正是因为艺术家在其艺术方面的深刻造诣与独特魅力，而具有的强大气场。
当前，人们常常感叹我们的软实力不够强，文化输出不够多——不仅不多，还存在文化赤字现象。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感叹，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１０：１的逆差。中国应从一个文化大国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强国，“这样就不单单是自己‘走’出去，而是别人‘请’你出去，这样才能走一条良性的道路。”如果自己的文化没有影响力，别人怎么可能会请？提高文化影响力，离不了笃定价值观，离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离不了有影响力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体育人才等等。众所周知，当年，姚明刚到ＮＢＡ打球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如此评价道，“姚明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最大宗商品，堪称休斯敦城的最好名片。”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姚明在中美交流中扮演的角色多么重要，不言自明，谁也不会否定姚明的巨大影响力，其影响力早已突破了体育领域，成为中国最好的名片之一。
北大教授张颐武甚至说过，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低端、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的论断一出，曾引起不小的非议，实际上张教授并不是说章子怡比孔子更厉害，而是说章子怡具有世俗文化的力量，这种影响力具有广泛的传播效果，如此看来，说姚明、章子怡拥有权力并不为过。
千万不要狭隘地理解艺术家的“权力”，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的工具只是雕刻刀、只是画笔，只会卖弄，他们的视野只在狭隘的舞台，他们只在孤僻的小圈子里打转，更不必把他们想象成只是追名逐利的家伙，利欲熏心，目光短浅。有人说过，艺术家们的价值不只是向公众提供艺术作品，他们还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长远的目光，他们所针对的命题，不少恰恰是这个巨变时代遭遇的共通性问题。正视艺术家的影响力，用好艺术家的影响力，让艺术更具穿透性，在今天也许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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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汤志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