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在1976年时曾下决心永远放弃艺术批判。尽管他的这个决定只持续了两三年，但当他宣布放弃时仍然写了一篇非常模棱两可的告别信。这封告别信便是《Dear Profession of Art Writing》，这首长诗在道歉和批判之间徘徊，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他在1980年加入了《村声》杂志，然后在1998年加入了《纽约客》)用其来衡量了职业批评家的生活重量。这是一件有些古怪的文学作品，它既为过于匆忙的放弃表示了道歉，同时又对他的同事和前辈进行了冷嘲热讽。

在这首长诗的最后，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表示他不会后悔，并且还提及了对艺术写作者“规整的行会”的喜爱。第一次读到这封告别信时，这个“有序社会”的观念似乎是正确的、甚至是让人感到欣慰的;但当我在最近再次读到它时，它似乎没有那么准确无误了。首先，批评家们都倾向于独立工作;虽然的确是存在这样的职业团体，但那基本上就是一种消遣。其次，很少有批评家是纯粹的批评家：写作是特别需要策展、教课、自由编辑、辅助艺术家等等乱七八糟的工作经历进行补充的，我认识的许多艺术批评家就会在晚上去做板球记者或是卖干酪。

专业化的“身兼数职”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合乎标准的，这也成为了艺术批评家的一种常规模式。从诗人-批评家、经销商-批评家到艺术家-批评家，批评已经不再是那些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士唯一擅长的东西了。正如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她的随笔合集中记录的那样：她会在一连串的驻留项目或是教学过程中写东西，尽管这样的写作环境会受到改变与中断的影响。所以说，批判的过程就是凌乱的。

批判家们目前对他们自己的定位告诉了我们他们如何设想自己与艺术和写作的关系。“The Trouble With Art Criticism”研讨会近日在伦敦ICA举办，包括作家、编辑以及策展人参加了这场讨论会，但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被定位为批判家。当然，对这个术语的否定与批判家的职责是否在于判断这个棘手的问题有关;如果不是，那又该是什么呢?

最近的几年中出现了许多“竞争者”。其中一个很流行的“派别”便是“艺术评论家(art writer)”，这个名称会让人联想到创造力而非选择一个立场进行批判。你不会对“艺术评论”正在逐步扩大的范围感到困惑——它们通常都会对某个主题或是文字是否是“艺术的”做一些模棱两可的评价。鲍里斯-格劳伊思(Boris Grovs)就曾讽刺地说当“判断”消失之后，唯一剩下的便是“评论”了：比起“批评家(critic)”，他更喜欢“art commentator”这个别名。后来的斯图尔特-摩根(Stuart Morgan)对这个名字并没有意见，但他曾表示批评——或者说是“将某种体验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更接近于翻译而不是评论。

最近，约翰-凯尔(John Kelsey)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约翰-凯尔具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多重身份”：除了对作品进行批判，他还是一位画廊主(纽约Reena Spaulings Fine Art)、艺术家、编辑和教员;他在某些场合中还兼任着广告人、评论家和被采访者的角色。他为这种身份的混乱程度贴上了一个“受雇于人(hack)”的标签。这种半严肃的暗示为那些“不愿接受彻底改变自己以迎合工作状态这一任务的”批评家们提供了一种代替物，我们可以称其为“critic 2.0”。

彼得-施杰尔达的告别信与约翰-凯尔略带愉悦的挽歌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联系?无论他们暗示的是一种规则的整体还是一位公正无私的批评家，两人都构思了这样一种我不确定是否曾经存在过的人物形象：专注，属于纯粹的传统的一部分，致力于追求单一的目标。但如果批判总是以规则标准的缺乏为特点，那么也许将其看作是一些带有不同目标的实践是更好的。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