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ny Schachter

今天是我在高古轩画廊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在这里干了几乎12年了——一开始是在洛杉矶做夏季实习生，然后去纽约工作了10年，最后来到了伦敦——我相信我在高古轩工作的时间足以让我了解它文化的发展轨迹、它的雇员和它的身份。我可以诚实地说，现在的环境是这么多年以来最糟糕、最具破坏性的。

用最简单的话来阐述这个问题，收藏家的利益持续因为高古轩着眼于赚钱的运营方式而被搁浅了。高古轩是世界上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画廊之一；它太过于整体了，这使得全球艺术市场无法以这种方式再持续下去。现在的高古轩与我刚毕业时加入的那个高古轩已经截然不同了，因此我不能再拍着胸脯说我认同它所代表的东西。

文化在高古轩的成功中一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样的话也许会令持怀疑态度的大众感到惊讶。它以团队合作、诚实、谦卑的精神以及为顾客服务为中心，这样的文化是高古轩的“秘密武器”，它也让我们的客户信任我们长达33年之久。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关于赚钱的，只会赚钱不能使一间画廊维持这么久的时间；它还与整个组织的骄傲和信念有关。但遗憾的说，这样的文化现在基本上已无迹可寻了；我也不再拥有值得骄傲的事或者说信念。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过去的10多年来，我用那些让人身心俱疲的面试方式招聘和指导我们的画廊女孩。2006年时，我成功地完成了纽约地区夏季实习生的销售培训项目，培训的对象则是从上百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的20名大学生。而当我意识到我无法再直视这些女孩、告诉她们这是一间多么优秀的画廊时，我就知道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当以后的历史书上写到高古轩时，它们也许会提及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没能成功地将画廊的文化保持到最后。我特别相信画廊道德品行的流失是画廊长期生存下去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之一。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为全球最大的两间博物馆、美国最重要的五位收藏家以及中东和亚洲地区最突出的三个统治家族做艺术顾问。这些客户的总资产加起来超过了万亿美元。在为他们建议我认为什么是最适合他们的时候，我总是倍感自豪，即使这会使画廊赚不到那么多的钱。但这样的情况在高古轩已经越来越少见了，这是另一个我应该离开了的信号。

怎么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那是由于高古轩改变了它对管理者的思考方式。在过去，领导阶层是与各种理念、树立榜样和做正确的事挂钩的；而现在，只要你为画廊赚到足够多的钱，你就可以被提升到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职位。三个快速成为管理者的方式是什么？一，执行画廊的“削减政策”，即说服客户购买那些我们试图尽快出手的、情况较稳定的作品，因为它们的前景并不被人看好；二，“猎捕大象”，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你手上的藏家——有的藏家富有经验，而有的藏家则相对生疏——买下那些能够给画廊带来最大利益的作品（你可以说我太守旧了，但我的确不喜欢卖给客户那些不适合他们的作品）；三，保证你能够售出一些巨大的、流动性不强的装置和影像作品。而当我第一年做画廊负责人时，我被教导说要知道赛扬·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画长什么样子，要了解艺术史，要了解我们的客户并且知道什么作品能激发他们的兴趣，要学习他们如何界定好的艺术品、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成功。

现在，许多负责人丝毫不顾忌高古轩的文化。我参加的销售会议没有一分钟是关于如何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他们完全是在讨论如何能从客户身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尤其是那些俄罗斯客户。就算你是来自火星，只要参加其中一场这样的会议，你也会相信收藏家的成功或进步几乎不在他们思考的范围之内。

当这些人冷酷无情地谈论到如何让他们的客户“乖乖就范”时，我感到非常地恶心。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听到至少有5个负责人将他们自己的客户称为“提线木偶”。什么谦卑、诚实，完全消失殆尽了。而拉里·高古轩对“如果客户不再信任你，他们就会停止和你做生意，无论你有多么聪明”这个基本事实的了解之少着实让我感到震惊。

我希望我的离开能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让画廊主们再次将他们关注的焦点放在收藏家身上。没有客户的话你什么钱都赚不到——你甚至不会继续存在下去。淘汰掉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无论他们为画廊做出了多大贡献。重新将文化的方向摆正，然后人们才会愿意在这里工作。那些只关心如何赚钱的人不能长久地经营一间画廊——或是获得客户的信任。

【编辑：冯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