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

纵观川美30年，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伤痕美术” 、“乡土美术”为代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开始以改革的面貌出现于世界。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引起美术界在思想观念上的开放。一方面是对历史罪恶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关注边缘、底层状态，这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人性回归与人文关怀。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和何多苓等人为代表的作品广为人知。

其中，程丛林描写身边生活的作品《同学》组画，开始呈现出对个体的关注与表达，这是“85新潮”的一个重要起点，可以说起到了两个时期的连接作用。那时，张晓刚、叶永青、周春芽等人属于表现性乡土，处于学院的边缘状态，多少感到压抑，张晓刚甚至想到退学。但后来在张晓刚、叶永青等人联合云南的毛旭辉、潘德海等人组建西南艺术群体，举办了好几届新具象画展。由此，他们成为从“乡土”的边缘走向“新潮”的前沿这一批人，成为中国“85新潮美术”的重要力量，就是这样一股边缘力量为四川美院带来了活力。这是第二个阶段。

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资讯丰富，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艺术创作真正向多元化、个人化的方向转变。这是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型期。一方面川美艺术家普遍从“乡土”转向“都市”；另一方面，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开始思考本土文化价值何在。在这个阶段，忻海洲、杨述、郭晋、钟飙、曹静萍、徐光福、焦兴涛、唐勇、李占洋这些年轻人在“新潮美术”熏陶与影响中成长起来，成为川美新生力量。再到如今的朱海、韦嘉、陈可、罗丹等后生之辈，川美始终在推陈出新，形成了包括老中青三代人在内的活跃的创作群体。

回过头来看川美的教育，不得不说，由于管理比较宽松，加上强调学生创作，往往给学生以机会。有的学生三、四年级就开始办个展，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美术院校是无法想象的。学校就像一片土壤，需要阳光、空气和水，种子自由生长，才能长成大树。生根、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艺术家不是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只要不去遏制，而是帮助和支持，年轻人自会成长，艺术院校无非就是艺术家生长的场地，只要有利于年轻人生长的气场，自然会出些人才的。

当初文革后川美进来的学生很厉害，老师的权威性相对弱一些，这就形成了老师愿意推荐学生、愿意给学生让路的传统，形成了不成文的“上带下”、“长帮幼”、“体制外教学帮体制内”的传统。北漂“川帮”抱团结帮的现象与此多少有些关系。互相推动，彼此共享机会，当然好，但从另一方面看，太紧密的联系也会导致艺术创作雷同，很难出现特别独特、尖新、与众不同的大师及作品。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