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加工厂》，2003

1950年冷战、反共、戒严体制在台湾确立后，美国藉由其独立于国民党政府行政体系外的“美援总署驻台分署”，主导台湾进行了为期 15 年的“农业改革”榨取政策。随着“改革政策”的执行，台湾农村被挤压出大量年轻的剩余劳动力。1965 年，台湾经济部在美国的规划与终止“美援”的压力下，实施“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第二年，大量年轻剩余劳动人口开始涌入台湾各地的加工出口区工作，台湾也正式成为跨国资本国际分工体系下，依赖出口导向的密集劳力业与高污染业的加工区。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台湾的密集劳力业几乎全面外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区域，在资方大量裁员和恶性关厂的情况下，无数劳工进入长期失业的困境。

1996 年，是台湾劳工抗议资方恶性关厂达到高峰期的一年。正是这一年，在资方未付退休金和资遣费下，联福制衣厂突然面临恶性关厂。由于台湾政府对资方恶性关厂而失业的劳工欠缺基本的法律保障，联福制衣厂的成衣女工，为了争取其应得的退休金和资遣费，在求诉无门的情况下，甚至采取包括拦截铁路、高速公路等激烈的抗争方式。当时虽曾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但随着主流媒体不再报导，这些劳工们长期抗争的事件，彷佛已成为被台湾社会遗忘的“过去式”，而非当代社会具体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与紧急状态。女工们的抗争一直持续到 2003 年。这一年，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开始了《加工厂》的拍摄，将当年的女工请回到加工厂内，拍摄她们“工作”时的情景。在艺术家缓慢的镜头下，观者被引至资本离去后的种种残余物件之中，感受凝聚在厂房中这些物件上的“停滞”与“流动”的双重时间。

“她们即是我们”

台湾曾作为 30 年世界工厂的历史，几乎就是我这一代人的成长经验。这也是世界各地无数劳工的命运──资方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不断将工厂移往它处，而被产业遗弃的失业劳工，却只能于原地徘徊，而这种无法移动的处境，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移动”与“无法移动”的冷酷故事。

2002 年拍《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时，通过从事劳工运动的朋友，我认识了联福制衣厂的成衣女工，当时我请她们参与拍摄影片中的几个镜头，影片完成后，我回到工厂区，在户外连续放映三天，请住在工厂附近的女工们有空时可以过来看看。那三天，很多我原以为与加工厂有关而被我遗忘的成长记忆，又慢慢地浮现了出来。三天后，我想应该去拍一部关于加工厂的影片，经过与女工相处约 10个月后，我才开始拍《加工厂》。

简单地说，我想拍的不是单一工厂在资方恶性关厂下失业劳工的处境，而是资本主义下全世界劳工早晚都会遭遇到的命运。更不是想为所谓的“弱势者”发声，女工们从抗争过程中锻炼出的能动性，早已比一般人更知道如何“自我发声”。重要的是“她们即是我们”，她们的抗争亦是在为“我们”进行抗争。问题是何以她们明明是真实而顽强的存在于当下，但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却在景观社会的包围下遗忘了她们。她们的被遗忘，也同时意谓着“我们”对自身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