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之伪问题与策展人的创造力——— 查常平与黄笃对话

黄笃：独立策展人，批评家

查常平：批评家，《人文艺术》主编，供职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

时间：2010年8月23日

地点：成都米兰咖啡

录音整理：邢冬雪（经对话者本人校对修订）

本文发表于2012.2 《今日美术》

黄笃对话查常平

黄笃：前一段时间，我们有机会与别的批评家和艺术家在一块聊天，在谈论权力问题的过程中，有位批评家就提出“中文写作”，提出中文写作的原因，在于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不能读我们的中文呢？我们却能读他们的英文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用的一套西方的话语，具体说是翻译的话语来分析问题，并提出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中文的写作？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但我对此表示了异议，这应是一个伪命题。其实，今天我们大家都在用中文写作，也没有用西方文字写作。我也明白他的意思，中文写作就是要回到一个本质主义。这是很难的，现在思考一下中文，我们今天的中文已不是我们所讨论所认定的经典或纯粹历史的中文了，具体说是已被改造的中文，而且今天中文的一些词语，有一些词汇是翻译自日文，如美术、美学、雕塑等概念。所以，我想中文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中文写作本身，而是在于我们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这就涉及到我们是否有哲学的问题，具体说当代哲学。可以说，中国有哲学，即孔子儒家哲学、老子道家哲学，或王阳明的理学等。但当代哲学的声音在世界上几乎微乎其微。所以，当用这一套传统哲学理论来分析正在发生的艺术时，我们马上遇到了语言上的障碍，比如我们解释今天的身体，用老子的哲学怎么来解释身体的问题，怎么分析身体，并非用有和无的方法能解释清楚。关于身体的议题， 我并不是追捧西方的理论，而是发现它的确发展出一种科学和理性的分析方法，如把身体区分为几个层面。自然的身体、科学的身体、社会的身体、艺术的身体。自然的身体是与生俱来的，天生不可修改；科学的身体，则是可以修改，比如今天的美容和整容就可以改变身体原态；社会的身体，就是人的身体受制于伦理、法律、制度、规定、习俗等的约束；艺术的身体，是艺术家可以跨越界限，自由去创作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哲理。因此，这样对身体的理性诠释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哲学的分析。因此，从这样一个界面来看，我们遇到并不是语言的问题，不是汉语写作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查常平：“中文写作”的确是一个“伪问题”，很多人的思考是什么呢？他还是一种前现代的封闭思维。这个封闭思维是什么呢？好像我们有一种纯粹的汉语写作，因为这种纯粹的汉语写作，至多在“五四运动”之前可能存在，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是不存在的，我们这一百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现代或者是西方进入后现代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的语境下，再来强调汉语写作，还是基于一种前现代的思维。我们反过来看，三十年的这些批评究竟有多少文本可以称得上经典？你如果仔细看真的是很少的，包括像2010年《艺术当代》做了一个十年的文本梳理。我看到有一些文本，说实在话，那个汉语水平都很差。汉语水平，语言的表达如果没有思想的深度或者是有效性的话，越强调得多，也是越强调你的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它有一个隔离，这种隔离是什么？好像我们通过汉语写作的反省，能够仅仅把艺术问题限制在艺术领域。比如刚才我们讲到中国这种策展制度，在整体上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没有解决。正因为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就会总是要出现的。在策展的时候，一个文件，甚至一个电话就可以把展览取消。这种情况和三十年前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如果这个不改变，当代艺术怎么发展？

另一个方面，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性的终结》。我们老是在文化的层面停留在中国模式的思考上，实际上在无意识当中和中国的现实、政治有一种认同。这种认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文化和政治的差别消失了。文化和政治的差别消失过后，就是知识人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既然知识人的存在没有意义的话，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哪里有突破口呢？就没有突破口了；如果没有突破口，这个社会问题的病症就会变得更严重。而在西方，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艺术家，其实无论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都承担着一种文化突破的先锋作用。如果没有这一点，你和一个工程师没有什么区别，无论你卖了多高的价格。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我最近的思考，涉及到中国的这种模式的确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甚至“另现代”是混同的，所以我称之为“混现代”。但是，我们讲“混现代”本身有没有依据？从人类的历史、精神史来看是没有依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把一些老城拆掉？尤其是对于被拆掉的一方，大部分人是赞同拆掉的，就是说他的生活当中有前现代的物质极端贫困的情况，他不愿意那样生活。这里边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前现代的精神性转换出来，就遇到了障碍。

另一个方面，从整个社会层面看，西方社会基本上进入到一个“后基督教”时代，整个基督教的精神理念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们说定的事情就相当一个约。这个约是不能随便改的，在我们这里展览前三天都可能被改掉。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感性的乐感文化，这在社会生活里边造成很大的问题。

黄笃：总是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我们这个社会的不透明性相联系。说到根子上，这与我们的非理性文化有关，也与我们的人情社会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