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说到了当代艺术的随意性及其后果，即艺术批评的“终结”。当然有人并不以为然——这年头，叫喊什么什么“终结”的，都成了时髦了，也不在乎这里再多一个。
“艺术的终结”不是吆喝了几十年了吗？艺术不仅没有“终结”，正相反，因为这几年有了新兴市场转型社会的新锐艺术家们加入，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日益增多的富豪们的参与，国内国外的艺术市场反而更加兴旺发达了。再看看中国艺术市场的那个火爆，买的和卖的，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艺术批评——股市兴旺时的最好股票就是券商。因此，说艺术批评“终结”，这和当年吆喝“艺术的终结”一样，都是一派胡言。
但另一方面，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人们又的确是有了一种失去方向，无所适从，甚至“终结”的感觉。第一个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感觉的是一位法国艺术家，Hervé Fischer：七九年，他在巴黎蓬比杜中心演示了行为艺术“艺术史的终结”（见Hervé Fischer的同名书《L'Histoire de l'art est terminée》）；第一个将这种感觉理论化的是德国的艺术史学者Hans Belting：八三年，他的大学讲师资格论文——《艺术史的终结？》——在慕尼黑成书出版。
然而岁月如流，七九年的巴黎早已不复世纪初的“当年勇”，八三年的的德国甚至不是欧洲大陆——更不用说世界——的思辨中心了。Fischer和Belting两人的尝试犹如投入湖面的小石子，只泛起了几圈小涟漪后，就淡去了。
引起大众关注、媒体轰动的是稍后的一位美国人，Arthur C. Danto。Danto先生探讨的虽然和前述两位的一样，也是“艺术史的终结”，但不一样的是他所处的文化与背后的国势：此时的美国不仅科学技术军事经济世界领先，美国人的文宣工作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论是在手段上、质量上还是效果上，它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德国纳粹老师和对手苏联共产党。具体到Danto先生，他的文章经过了文宣经验丰富的记者捉刀，拥有了一个哗众取宠却又可以琅琅上口的响亮标题：“艺术的终结”。
而当美国人的哗众取宠终于碰上了中国人的附势趋炎时，“艺术的终结”立刻大放异彩。今天，Danto先生不仅有了中国朋友——还是中国朋友自称是Danto先生的中国朋友？——，他的书也有了中文版，尽管这个中文版的“碳含量”较英文原文提高了好几十倍，若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应予立即禁止传播。
比这个“碳含量”超标还要危害健康的是，那个哗众取宠的标题竟然淮橘为枳，成了中国教授们探讨的理论问题。比如网上读到的一篇《“艺术终结论”批判》，发表在一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上（2009年第4期第35卷），作者彭锋——如果百度没出错的话——是北京大学的教授。Danto先生的“艺术终结论”，其“核心”彭教授总结如下：“20世纪的艺术实验穷尽了艺术的可能性，今天的艺术已经不可能有令人震惊的创造，关于艺术历史的宏大叙事已经不再可能。”
先不说人的艺术创造力是否有“穷尽”的“可能性”，“今天的艺术”是否“不可能有令人震惊的创造”，或者“艺术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否“已经不再可能”——这样弱智的话，Danto先生根本不可能说。事实上，他也没有说。
在“艺术的终结”一文中，他讨论的是关于艺术史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艺术史是一部进步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以客观再现为目标的进步史；客观再现的程度，即我们通常说的像不像，就是我们衡量这个进步的尺寸。这个说法很好地解释了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西方艺术发展，但随后的照相和摄影技术的相继出现，让客观再现降格成了技术，这改变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客观再现不再是艺术追求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艺术的表现主义。
这个转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麻烦：一方面，因为客观再现不再是艺术追求的目标了，所以我们不能再用客观再现来衡量艺术发展的进步；另一方面，表现主义不仅有其自身没有办法解决的缺陷（这一点，下一篇有机会再谈），最要命的是，它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标准。而没有了衡量进步的标准，自然也就无所谓什么进步；没有了进步，也就无所谓进步史了。因此，Danto先生下结论道：艺术发展进步史这种说法行不通了，没有用了，也就是说，“终结”了。
艺术当然没有“终结”，理论上没有，实际上也没有，这一点Danto先生在文中做过明确澄清。尽管如此，误解还是产生了，并给不求甚解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混乱，对此，Danto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比如作为学者，他不应该默许自己的学术文章取一个如此有歧义的标题。其次，他所谓的“后历史”这个说法也有欠妥当。“后历史”只有在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上下文中才有意义，不能剥离使用；撇开这个上下文谈论“后历史”，那是无稽之谈。
总之，艺术并非没有了历史，只是我们不能用进步史去解释表现主义之后的艺术而已。
回过头来说我们的艺术批评。之前，我们一直都只是笼统地说艺术批评，其实，严格说来，艺术批评有两个层面，或者说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技术的层面，一是思想的层面。前者针对的是如何表现，后者针对的是表现什么；前者应当是艺术批评中的恒量，也就是不可或缺的，但现实中却是经常被忽略的，后者是艺术批评中的变量，它随着我们对艺术的定义，对艺术发展史的看法而改变。比如在中世纪，艺术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的信仰，那时，它的评判标准不是美不美或者像不像，而是基督教的教义。到了文艺复兴，艺术渐渐地从基督教的桎梏之中解放了出来，艺术的目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后，客观再现成了我们衡量艺术进步的标准。
理论上，一篇艺术批评应该是这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实际中，却往往是思想主导了一切，正如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革命战胜了改良一样。我们往往对思想赋予了过多的注意，而忽略了艺术批评的技术层面，理论上如此，实际中也是如此，到了艺术的表现主义阶段，更是如此。
明白了艺术批评的这两个层面，也就明白了我们在沉思录（三）中所说的艺术批评的“终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明白了本文标题上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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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