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雀笼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中国的“85美术新潮”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宣告结束，也许是因为年轻，当年也没有想到去追问“美术新潮”与资产阶级到底有哪些具体联系。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却不知为什么一提到“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还是会有不少人联想到那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开始疑惑，然后是自问，难到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追求个性自由吗?如果是这样，岂不是逼迫大家投奔资本主义社会吗?当年陈丹青、徐冰、陈箴、蔡国强、袁运生、黄永砯、周春芽等一批年轻艺术家前往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是否就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呢?一次偶然，我在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看到这样一段内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仅如此，他们还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个人自由也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那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会将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呢?后来我在2010年7月12日《北京日报》一篇《马、恩是怎么看待个人自由的》中找到了答案，这篇文章写道：“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本应存在的范畴被人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外。‘个人自由’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曾一度将个人自由与极端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其直接影响就是,在否定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自由。”该文还明确写道：“马、恩认为,个人自由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尺度,社会发展的进步水平是以个人自由水平为标志的。”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过去了接近三十年，今天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已从二十多年前的一百多美元上升到了今天的两千多美元，中国也已经发展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过，更大的变化还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时，中国人如仍不能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解脱出来，依然还对追求个人自由心存戒备，后果不仅会伤害到每个个人，同时也一定会伤害到社会。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对个人自由实在是太陌生，以致当这个社会允许我们去追求个人自由时，我们竟不知所措。南京艺术家罗隶曾在“清明”艺术展上做过一个“放生”的实验，他买了一百只金丝雀在一座山丘上放生，首先是打开鸟笼的门，结果只有极少数会选择飞离，对于不愿出门的金丝雀，罗隶将它们一一捉出笼外，没想到90%都围绕在竹笼周围蹦来跳去。也许是因为不曾有过飞翔的体验，也许是因为翅膀飞翔的功能早已退化，第二天当我们再去看望这些鸟儿时，竟没有看到一只存活在鸟笼的周围，看到的竟是金丝雀残缺不全的尸首。正当我们感到惊讶时，住在不远处的工人师傅告诉我们说他夜里听到了金丝雀挣扎的惨叫声。他说估计那惨叫声是野猫、黄鼠狼偷袭造成的，因为这山丘附近常有野猫、黄鼠狼出没。

如果说昨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还是少数个人的先知先觉，那么，今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则与自由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只有个人自由才能自由地应对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种种全新的挑战，如果拒绝或逃避个人自由，其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和吞噬，情景就如同罗隶“放生”实验中一个个被吞噬和肢解的金丝雀。

允许你自由，要求你自由，如果你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最终也只能逃避自由，或任由现实来判决。对于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弗洛姆曾在他写的《逃避自由》书中写道：“解脱任何束缚与不能积极实现自由及个人化，这两者之间不均衡的结果，将导致一场恐慌的对自由的逃避，有的逃入新的束缚中，有的则至少变得完全漠不关心。”对于逃避自由，很多中国人一定不能理解，这些人会认为拥有越来越多的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就是个人自由的具体实现，但事实上这不仅不是个人自由，而恰恰是一种反个人自由。这是因为真正的个人自由是指一个个人生命内在自然和内在潜能的觉醒，只有当这种内在生命觉醒时个人自由才可能得以体现。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只是外在赋予个人的自由，这个赋予具有强迫的性质，即非使用不可。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强迫性，大家不知道现代人精神上常常出现的紧张、困惑、焦虑、动荡、不确定、孤独恰恰与这些强迫有关。